哪怕头破血流，也想尝试

　　新京报：执导“刘跃进”是否一个临时的决定？因为你一直想拍的是《桃花运》。

　　马俪文：主要是因为我接到了刘震云老师的邀请。刘老师为这部电影投入了特别大的热情，一直都在前面冲锋陷阵。而且这部片子的两家投资方，和总制片人韩三平这样的幕后阵容是不应该放弃的，他们在市场营销等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经验，年轻导演能有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

　　新京报：从接拍这部戏到影片上映，时间是否会有些仓促？

　　马俪文：我是去年2月份接到的剧本，当时就计划一定要在贺岁档上映，所以5月份就开了机，在时间上的确有些紧张。但是还不至于不从容，因为开机之前我已经和刘震云一起改了15次剧本，创作基础还是比较充分。惟一赶不及的就是原本刘震云是想先写小说再写剧本，但是时间原因只能先写了剧本，小说反倒是后来才写出来的。

　　新京报：你之前两部作品都是自己写剧本，这次是不是一次命题作文？

　　马俪文：是有命题作文这样的成分，但是我自己也想突破一下。《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都是讲家长里短的，老头老太太的，虽说继续按照原来那个方向拍会比较没有风险，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所突破，哪怕是头破血流的结果，我也想尝试一下。其实我一直想拍的《桃花运》也是想去做这样的尝试。

　　新京报：“刘跃进”是作家电影系列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你觉得作家电影是应该把作家放在首位，还是把导演放在首位？

　　马俪文：作家电影是韩三平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外界宣传上营造这样一种声势，有利于整体把控。但实际在操作的时候是我说了算，在这方面我也很感激刘震云老师，编剧是愿意指手画脚的，但是他从来不管，也不来现场，给我很大的创作自由度。我觉得还是主张大家各尽所长吧，这是很坦白地讲。

　　现在的影片是遗憾里的最佳

　　新京报：片中的人物很多，有时让人觉得混乱、人物脸谱化，有观众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认为呢？

　　马俪文：这个问题是这次在创作上最难的地方，刘老师把这个剧本给我本来就是一个挑战，当我把剧本给我的创作班子看时，他们都在那儿咂嘴，说这个东西怎么弄啊，大家在一起找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是找了半天才弄明白。后来我说这样吧，我先回去自己把它吃透了，闷一个礼拜之后再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把它梳理得有条理。电影总是有遗憾的，在当时的时间上和资金条件上，现在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最佳的方案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导演本身的感觉，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就是觉得这样拍就是最合适的了。

　　新京报：影片在故事上并非一个新颖的东西，影像风格、结构设置方面也没有玩什么特别的花样，那么你觉得你这次靠什么让它达到与众不同的效果？

　　马俪文：许戈辉曾对我说过，这个剧本在国内好像找不到哪个合适的导演来拍，现在找这样一个以往那么保守拍摄方式的年轻女性导演来拍，就会更让人好奇。这里卖弄没有任何模仿的痕迹，创作上模仿谁抄袭谁没有任何意义，用在这部片子上反倒会弄巧成拙。我只是表达出我的这个年龄能理解出来的，以及我现有的创作观：刘氏幽默的马氏电影，只能这么解释。我不能把我未来的才华，也不能把我过去的经验放在这部电影上，它就是属于现在的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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