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四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北京出席了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就“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等问题发表演讲。在回答学生提问时他表示“我很欣赏中国崛起的方式,是通过和平的道路而不是侵略别国”。 中新社发 徐曦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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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北京出席了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就“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等问题发表演讲。在回答学生提问时他表示“我很欣赏中国崛起的方式,是通过和平的道路而不是侵略别国”。 中新社发 徐曦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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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9月5日电《香港商报》9月5日发表陈文鸿撰写的文章《中国自主崛起防美冲击》说,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显然中国不能再过于依靠美国。美国的金融属于陷阱,中国应以日本为鉴,避而远之。美国的市场规模仍不小,还可经营,但却不能依循依靠美国的进口商及跨国企业,也更不能单靠美国市场。
文章摘录如下:
美国次按危机事实上反映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的结构不平衡。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不平衡的重心在于美国与日本的矛盾。美国制造业和经济的总体竞争力相对下降,无法与日本抗衡,因而在贸易关系上,出现了日本庞大的外贸顺差和美国的庞大逆差。由贸易失衡也带来了汇率的逆转,美元汇价下跌,并由此触动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以美国的军力、政治力、贸易和财力四者结合起来,互为因果、互相支撑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美国应对日本崛起之策,第一方面,是把国防科技转为民用,推动半导体为基础的计算机、电信的信息产业的全面扩张。这虽然抑制了日本制造业进一步的发展,却并未带来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美国的工业体系难以单靠国防科技来恢复国际竞争力。
第二方面,是扶助亚洲四小龙、中国,乃至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和中美、加勒比海的经济体。这虽然削弱了日本的经济势力,却同时导致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外贸逆差始终没法改善。
第三方面,是加强美国在国际上的金融控制力,迫使日本以至其它国家的金融开放,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全力推销美国操控的金融创新产品。借助美国的贸赤、财赤,利诱其它国家(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把资金放进美国的金融体系,支持美元资产,也同时与美国、美元、美元资产构成命运共同体,但主宰权在美国。
于是,90年代中期克林顿可以某一程度中兴美国,至少把财赤扭为财盈,用金融把日本打垮,开启日本90年代以来10多年的低潮(2006年日本绝对人口下降,黄金时期一去不返)。
可是,布殊上台,把克林顿时期的积累花光,财赤、贸赤加剧;且陷足对外战争,像越南战争带来美国战后的第一步衰落,使美国经济进入第二步衰落,结构和体制上似乎再没有办法面对其它崛起国家的挑战。
21世纪的格局,是中国替代日本,成为与美国的财赤、贸赤成为一体两面的国际经济失衡的重心。假若美国没有办法使中国变成第二个日本,令其金融开放,把国内储蓄被美国金融吸纳,打击国内投资、消费和竞争力的提升,让美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升降,从而操控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即美国若不能用金融化破坏中国内部经济发展(农业、制造业、非金融服务业的升级发展),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只能增强不会衰减。中国对美国,乃至其它国家的外贸顺差,也便只会扩张而不会缩减,但内部消费、投资强盛,更不会像日本那样过度依赖出口,出口受制于外国政治压力而一蹶不振。
布殊任期最后几年对中国的金融攻势和冲击,基本上作用不大。相反地,美国面对的贸赤、财赤和美元汇率受压、内部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却会日益严重。美国今次的衰退,可能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更为严重和长期。
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显然中国不能再过于依靠美国。美国的金融属于陷阱,中国应以日本为鉴,避而远之。美国的市场规模仍不小,还可经营,但却不能依循依靠美国的进口商及跨国企业,也更不能单靠美国市场。
一方面,中国要自主,包括把庞大的美元资产转换,不要受制于美元和美国的经济,而应把这些资产改投中国内地、东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南美洲、中亚,构建中国的海外投资贸易、经济合作的网络,着眼今后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还是要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金融、经济(包括能源、原材料、粮食等)的安全体系,以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和经济体,要保持相当的自给自足比例,并且可与周边国家建立更大的供求体系,稳定经济,防止美国带来更大的冲击。
奥运之后,这些提法应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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