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杨成：重构欧洲“认同范围”？ 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文化结构

　　中新社北京3月12日电 题：重构欧洲“认同范围”？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文化结构

　　作者 杨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

　　一般认为，俄罗斯当前在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俄罗斯基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北约罔顾俄罗斯安全利益步步东扩，而导致其采取的以攻代守的预防性外交；是西方与俄罗斯争夺“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具备双向的“冲击-反应”特征，从而注定本次乌克兰危机无论以什么结果收场，俄罗斯和西方都将再度深陷结构性对抗而难以缓和。

　　这种基于以零和博弈为核心的大国地缘政治解读有其合理之处，但乌克兰危机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体现为俄罗斯与美西方的摩擦、冲突与对抗。这确实是延续八年之久且最终从代理人战争转向俄乌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兄弟阋墙的关键内容，但绝不是它的全部。相反，俄罗斯的历史观及俄乌两国在苏联解体后不同的民族构建、国家构建及地区构建理念，可能才是导致这一悲剧的深层原因。

　　在2月21日签署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总统令后发表的长篇电视讲话中，普京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乌克兰问题的看法。在其叙事框架中，苏联解体的物理进程已经在戈尔巴乔夫以首任总统和末任总统的双重身份宣布辞去这一职务的1991年12月25日结束，但其心理进程远未终结，至今仍深刻影响俄罗斯与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加盟共和国的复杂关系。作为“苏联解体综合征”的一部分，普京此时此刻已经放弃“独联体的成立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文明离婚的结果”这一早期论断，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回到决定苏联历史命运的关键节点和现场。

　　因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1991年12月8日以苏联创始成员国决定签署宣告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法和地缘政治主体不复存在的别洛韦日协定前，叶利钦还在反复劝说乌克兰同意与其共建一个斯拉夫三国联盟。但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最终拒绝了叶利钦的提议，由此，两国进入了围绕“独立”和“联合”长期纠结的阶段，并最终诱发了2014年和当下的深刻危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乌克兰在俄罗斯精英的认知地图中一直都占据着独一无二的角色，是事关其文明身份的核心要素。这不仅是因为基辅罗斯一直被当作当代俄罗斯的历史源头，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成为对欧洲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帝国的过程与其向西“移动”并获得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人的“自愿加入”有密切关联。此后，乌克兰不仅是俄罗斯与西方在空间意义上的连接点，也是二者在时间意义上的汇合点，是俄罗斯试图克服被保加利亚历史学家玛丽亚·托多罗娃称为“同一区域内相对同步性”，即俄罗斯和欧洲的现代化在时间上的差异而获得核心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撑。

　　乌克兰作为俄罗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俄西方互动中既起到连接作用，又起到分割作用；既使之接近，又使之疏离；既造成冲突，又促进联合；既推动可能的一体化，又有分化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帝国意识、大国雄心以及控制亲属族裔乌克兰的思路一直是俄罗斯保有大国地位的关键，这已经进入了俄罗斯精英的潜意识。

　　因此，在莫斯科看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自我认同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互为“内部他者”。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不仅是外交，甚至也不单是内政的延续，而是基于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记忆仍在进行中的俄罗斯国家身份构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此意义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诉求超出了简单的地缘政治逻辑。其并非俄罗斯和北约以及俄美关系在欧亚地区的直接投射，而是为了首先获得有别于“势力范围”的“认同范围”。一旦被乌克兰和西方承认，俄罗斯将获得远非在大国博弈框架内可变的“势力范围”的长期利益。因而，俄罗斯与乌克兰在身份认同领域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和俄西方的地缘政治争夺同等重要。故此，美国旧金山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烈·齐甘科夫一再强调，乌克兰因为事关俄罗斯的“文明利益”而成为普京最后坚守的底线。

　　正因如此，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也与俄罗斯对西方文明所持认知的变化有很大关联。自彼得大帝推动以关键领域“欧洲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改革以来，俄罗斯曾经长时期向欧洲学习并试图赶超后者。具有德意志血统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7年自豪地向世界宣示俄罗斯的欧洲国家身份。

　　尽管历史上不乏将俄罗斯视为独立的“文化历史类型”的本土力量，将俄罗斯想象为“中间世界”并最终在欧亚主义思潮兴起过程中确立了俄罗斯即欧亚的身份。但总的来说，成为欧洲文明核心成员一直是俄罗斯孜孜以求的目标。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晚期积极倡导“欧洲共同家园”，叶利钦同样一度主张“重新加入欧洲文明”，普京自执政的头两个总统任期内曾多次强调俄罗斯的欧洲大国身份，并致力于构建俄欧经济、自由与法制、外部安全和科教四个统一空间。应该说，此时的俄罗斯存有借助欧盟获得被欧洲包容的“大欧洲”思想，以对冲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威胁，并使俄北约矛盾被共同的欧洲身份缓解乃至消除。

　　关键的转折点在2012年。普京通过和梅德韦杰夫“王车易位”的方式重返克里姆林宫，被美西方普遍视为俄罗斯与欧洲的精神疏离，也因而构成了对本就不够紧密的合作关系的极大挑战。在美国、北约和欧盟看来，西方成为西方的关键是经历了高度认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创造、《圣经》的伦理学和末世论革命、11至13世纪的“教皇革命”和以自由民主为主要内涵的类似法国大革命的近代重大民主革命。在此意义上，俄罗斯是一个非典型的西方，甚至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地带。

　　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系统性地改变了俄西方关系。此时，构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的路径走进了死胡同，莫斯科开始寻求重塑一个从圣彼得堡到上海的“大亚洲”，最终锁定了回归欧亚主义的“大欧亚”方案。正是在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精英学者加大了对自诩为规范性权力的欧盟对俄说教的批评，认为欧俄之间的师徒关系已不复存在。

　　2016年英国开始脱欧，给在后冷战时期视为样板工程的欧洲一体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俄罗斯据此对欧洲文明的批评也进入了高潮。在当年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普京在和与会外国政要及各国知名学者的对话中，暗示欧洲(西方)文明已死，只有信奉保守主义的俄罗斯能够拯救欧洲与世界。

　　至此，俄罗斯官方对欧洲的看法在普京执政以来快速地实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普京最新的地理想象里，俄罗斯才是“真正的欧洲”，而欧盟反而成了“假欧洲”，从而将欧洲视为俄罗斯主导的“大欧亚”的边缘地带。

　　2021年美国仓皇从阿富汗撤军，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的战略判断，即西方在“资本主义普遍危机”条件下正快速“衰败”。俄罗斯必须抓住“机会窗口”砸碎横亘于欧洲大陆上对俄不利的旧制度。换而言之，莫斯科认为拿回乌克兰正是巩固俄罗斯“文明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病入膏肓的西方提供救治方案的必由之路。

　　然而，普京基于俄罗斯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谋求构建近年来他频繁提及的“俄罗斯世界”并非易事。从本次俄乌战事的进展现状看，俄罗斯想要达成的“认同范围”在“势力范围”这一地缘政治核心命题的冲击下，至少呈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乌克兰未能按俄罗斯预期那样，放弃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声索且同意成为中立国，俄罗斯就能用自己的文明认同消解苏联解体三十年来日益强化的乌克兰独立身份吗？欧盟同意紧急审议乌克兰的成员国资格，再次把“欧洲世界”和“俄罗斯世界”的对立提上日程。俄罗斯有可能以欧盟威胁俄罗斯安全为由重构欧洲的认同范围吗？

　　更关键的是，普京认为乌克兰没有独立国家合法性，其话语体系源头实际上是帝俄时期的大小俄罗斯分野。这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在乌克兰人看来恰恰是其被强加的一种不平等权力结构。而且，一旦涉及区分谁主谁从等核心命题，俄罗斯奉行的不是帝国而是民族主义的理念。这也是为什么普京需要用帝国庞大空间内俄乌民族的同一性包装彼此的关系，但涉及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或者克里米亚等问题的时候，普京就又退回了维护俄罗斯人利益的民族主义立场。对于整个后苏联空间内的新兴独立国家来说，如何回应普京建立新的“认同范围”的努力，已经变得十分迫切。(完)

　　作者简介：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负责人，新亚欧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主任，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上合组织与跨欧亚一体化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大学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等。现为五种国外学术刊物的国际编委。已发表中、英、俄、法、德、日等文字的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