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三)之一：刘成：为什么说和平的内涵远远不止“没有战争”？

　　中新社北京2月21日电 题：为什么说和平的内涵远远不止“没有战争”？

　　——专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和平学研究所所长刘成

　　中新社记者 朱方芳

　　2022年伊始，中法俄英美5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同步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再次彰显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给世界带来更多希望。

　　和平，自古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核心诉求之一。《孙子兵法》第一句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如何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和平、塑造和平？中国的和平观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和平学研究所所长刘成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出解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和平与战争常常对应出现，没有战争是不是就能称为和平？

　　刘成：战争引发的破坏性结果，特别是对人类生命的伤害，在人类历史反复出现，留下了痛苦记忆。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战争更对人类文明构成威胁。于是，战争成为和平的对立面，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或者说，和平意味着没有战争。但这是一种静态的思维方式，忽略了战争的制度结构性和文化上的缘由。

　　没有战争的和平当然非常重要，它关注防止战争爆发的方方面面，比如消除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减少军队数量等。这类和平可以称之为“消极和平”，更关注现在和短期内的安全问题。罗马式的和平就是一种典型的消极和平，人们必须遵守罗马法，必须受到社会和政治上的管控。通过“力量均势”实现和平，建立国联和联合国组织，颁布国际法，建立国际法庭等，都是试图实现消极和平的手段。

　　但没有战争的消极和平一直没有真正实现，由此引发了康德、爱因斯坦等人关于人类不可能消除战争的悲观结论。战争是人决定的，受人的利益驱使，有时出于维护人民的自由和正义，有时出于维护集团或个人的自我利益，即他们的权力、宗教和经济影响。战争是残酷的，所有的道德规则在战争中几乎都不起作用。

　　二战之后，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和平的内涵，产生了“积极和平”的概念。积极和平超越了“战争的不在场”这一内涵，它包括健康的生活、人权的维护、种族平等、性别赋权、生态保护等关键主题，意味着创建一个美好安全的空间，可以是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单位、国家、国际社会，人们可以在其中富足地生活和体面地生存。

　　积极和平包括四方面：一是自然的和平，指物种之间的合作而非斗争。二是直接的和平，包括言辞和物质上的仁爱，关心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生存、幸福、自由和身份，爱是它的缩影，即身体、思想和心灵的交融。三是结构的和平，以自由取代压制，以平等取代剥削；完成这种取代的方式，是对话而不是渗透，是整合而不是分割，是团结而不是孤立，是参与而不是边缘化。四是文化的和平，以和平的合法性代替暴力的合法性，在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和科学内，在学校、大学和媒体中，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平文化，它意味着打开而不是抑制人类的不同倾向和才能。

　　中新社记者：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东西方对于和平的理解有何共性与不同？

　　刘成：人们对和平的追求可能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英文的Peace源于拉丁文Pax，意思是霸权秩序下的战争缺失。中文的“和平”具有和谐、稳定与秩序的意涵。从字面上看，英文的和平与中国的和平相比，缺少了积极和平的内容。但是，英文和平的形容词Peaceful也具备了积极和平的内涵。

　　和平的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重点内涵，即便在同一个国家或民族，其意义也会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在国外的一次和平学会议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争论：一位西方国家的学者强调全球武器贸易对和平的威胁。与此同时，一位来自东方的学者则认为，消除饥饿或极度贫困是实现和平的更紧迫任务。

　　和平学最初产生于欧美国家，但核心理念源于东方，比如印度的非暴力，中国道家的阴阳平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兼爱非攻”“化干戈为玉帛”等思想。和平学之父加尔通认为，“和平是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冲突的转换”。积极和平的概念建立在对广泛社会条件的理解之上，公正与平等是和平的根本因素，主张消除建立在阶级、伦理、部落、年龄、宗教、种族和性别等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它关注未来的、持久的、全面的和平。这与中国文化对于和平的理解是相通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积极和平的理念被东西方国家更多人接受，包括东方和西方国家。可以把和平学与医学进行比对，医学诊断人的健康状况，和平学诊断人类社会的暴力状态；医学可以实施手术切除(西医)或进行身体调理(中医)，和平学可以减少直接暴力(消极和平)或改善生活环境(积极和平)。随着和平学在全球普及，随着中国文化更多地为世人所熟知、接纳，世界各国对和平丰富内涵的理解以及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冲突的认知，都会不断趋同。

　　中新社记者：中国将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维进行创造性转化，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并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和平观？

　　刘成：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平理念，中国外交一直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和平外交方针，近年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彰显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和平形象。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文化和根本利益决定了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维护者和捍卫者。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分为四种不同模型，各国的选择不尽相同。第一种是“自我”模型，即认为自己的文化、宗教和民族是最好的和更高的。在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认识里，所有他者文化、宗教和国家都不能与自我的相提并论。比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就是例证。第二种是“多元”模型，它是一个不同文化、宗教和国家之间共存的生活世界。在各方追求自我平等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激烈竞争、敌对、暴力，甚至战争。第三种是“互动”模型，即我们的所有文化、宗教和民族是通过相互作用、交流与合作而存在发展。第四种“融合”是最高层次的模型，即所有人坐在同一条船上，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有相同的经验、愿望和麻烦(例如生态问题)，并在一个全球社会网络中结为一个整体。很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的正是这种融合模型的目标和途径，是中国文化和智慧的产物，是实现和平的非暴力途径，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和平观。

　　和平起步于共同的利益和理解，理解不等同于认同，但可以避免因为认知差异而引发冲突。第二步的特征是相互宽容，继而达成和解，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思想和力量。第三步是在超越简单宽容之上的相互接受，彼此的不同成为丰富自己的缘由。第四步是重视他人的传统和珍爱，当人们共同搭起一座桥梁走向对方之时，会发现另一个世界也同样精彩。最后的步骤是人类社会的彼此联结，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共同体。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表达了这种实现和平的非暴力途径。以北京冬奥会为例，“各美其美”是在搭好的竞技大舞台上，各代表团运动员发挥最佳水平；“美人之美”是各代表团运动员在赛场内外相互学习和彼此鼓励，观众欣赏运动员们的风采；“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通过交流互鉴，冬奥会呈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展现多元文化，凸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当然，差异性不是不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是无视差异性，而是通过寻求共同性来尊重和超越差异性，最终实现新时代人类积极和平的共同目标。(完)

　　受访者简介：

　　刘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教授、博导，专业领域为英国史、和平学。200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Holder of UNESCO Chair on Peace Studies)、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国际和平研究协会(IPRA)理事、东北亚和平教育学院(NARPI)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和平城市协会(ICP)理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8年)。曾赴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多地高校进行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