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查“落马官员发明家”更要查专利审批腐败

　　从王立军到武长顺，两名公安局长落马的同时，其背后的腐败让不少人“大开眼界”。两位局长分别在他们年近半百之时，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不可遏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据媒体披露，在任期间，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而王立军在重庆期间获得专利总共254个，其中有211个是2011年一年之内申请的。（8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毋庸讳言，类似“贪官发明家”，就是在以“发明”之名行敛财之实。具体的操作流程大概分为几步：“搞出”或“拿来”发明，以官员名义申请专利——疏通关系，快速获批——通过专利许可或转让卖给关联企业——通过政府采购与招投标，购买关联企业相关产品。如此一个循环下来，权力与资本实现了“你好我也好”的“双赢”。无论王立军还是武长顺，专利产品最后都用到了本地公安系统，这正是“官衙发明家”的动力所在。

　　现实中，那些尚未被曝光的“官衙发明家”，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专利腐败俨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智腐”途径。这个意义上，“官衙发明家”的身份，也许就是一条重要的反腐败线索。相关部门要想查到哪些官员名下专利多，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关键是，不应该无视这条重要线索，让那些“硕果累累”的“官衙发明家”，随意将腐败之手伸向知识产权领域。

　　“官衙发明家”之所以能够得逞，关键的环节还在于专利审批的腐败；而专利审批腐败，绝不只是一个反腐话题，它关涉发明创新的公众激情，关涉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有人说，如果要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打一个比方，它就像一个特大型的“行政审批大厅”。因为一项发明专利的诞生要经过受理、初步审查、公布、实质审查以及授权等主要阶段，每一阶段、每一个审查人员所作出的审批意见都可能影响一项专利的取得。

　　某种意义上，审查员有决定一项发明生死的裁量权，而且，这一裁量权几乎不受制约无需担责。通常，一项发明需要经过七八年甚至十来年才能获得授权，彼时相关发明可能早已过时；若想顺利通过审查或早日获批，就得靠关系靠钱，这也是为什么专利中介多如牛毛的原因所在。相比之下，“官衙发明家”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通过行政资源疏通关系快速获批——哪怕是别人的发明，也要署上官员的名字才能如愿尽快获批。

　　王立军2011年一年之内就申请了211个专利，以平均每1.7天一个的“超高效率”，书写了“科研达人”的“疯狂成就史”。专利审批部门对此难道从未有过质疑？《专利法》明确规定，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与专利权均属于单位。王立军和武长顺的所谓发明，有多少本不应该署上个人姓名？专利局为什么还会照批不误？在这样的专利审批环境中，真正的发明人怎么会有发明创造的激情？

　　一言以蔽之，“官衙发明家”这封腐败举报信需要严查，“官衙发明家”背后的专利审批腐败更该严惩不贷。（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