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问责板子高高举起 更要重重落下

　　核心提示：

　　近年来，一轮又一轮的问责风暴，使“有权必有责，有错必问责”渐成共识。然而，“泡沫式问责”、“保护性问责”、“休假式问责”等不正常现象也时有出现，尤其是一些“问题官员”相继悄然复出，使问责本身的公信力，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质疑。那么，问责乱象因何产生？怎样问责才能动真格？

　　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7级到科员，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由副省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新疆阿克苏地委原委员、常务副专员蒙志鹏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

　　对于官员来说，连降数级，有些类似从大腕级主角沦为跑龙套的路人甲，境况之别，犹如天壤，几乎意味着起复机会的断绝、政治生命的结束。而“断崖式降级”这一行政问责的新名词，也随着这些官员的纷纷“跳水”，成为街谈巷议的高频话题。

　　但是，这种高关注度的背后，也反映出了人们对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走过场、不规范等现象的深深忧虑。

　　彻查：陈年老账不放过

　　在左邻右舍眼中，奉化市萧王庙街道居民汪某、袁某，可以说是一对超有“能量”的夫妇。他们采用欺骗手段，骗取宅基地批文，然后又变着法子建起8幢别墅，在当地风光一时。

　　但是，10年后的今天，汪某夫妇再也风光不起来了。经群众举报，奉化市相关部门专门成立调查组。经调查认定，汪某夫妇在未经任何部门审批的情况下，擅自翻建别墅，违反了《城乡规划法》。如今，汪某夫妇总面积约1350平方米的8幢违法建筑，将被拆除。

　　不过，吃下自己种的苦果，不仅有汪某夫妇，还有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部门工作人员和村干部。一些村干部责任心缺失，参与协助当事人骗取建房批文。日前，当年经手此事且存在失职行为的国土、城管、街道城建办等部门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等8人，均受到相应的处理。

　　10年前的老账也不放过，如此“连根拔”的问责力度，是人们过去难以想象的，也在奉化当地引起强烈的反响。而这一切，缘于年初奉化在我省率先成立的行政执法问责中心。由市纪委牵头，市委组织部、检察院等部门配合的行政执法问责中心，对当地30多个主要的执法部门、上千名执法人员中，少数干部“懒政”、一些领域监管缺失、个别执法人员以权谋私等行为，加强监管和查处力度，确保问责及时、到位，督促执法部门规范履职。

　　仅半年来，奉化已有43人次因环保监管、国土审批等问题被问责，其中正局级4人、副局级9人；16人被党纪政纪处分，4人被司法处理。

　　去年底，有群众举报奉化曙光氧化厂、东郊铝氧化厂存在偷排污水问题，但环保部门个别执法人员非但不严格执法，还收受企业好处。奉化市行政执法问责中心及时介入，4名执法人员被移交司法机关，多名领导干部受到纪律处分。

　　“除失职渎职、滥用权力等显性违法行为，我们还将滥用自由裁量权等9项不易被群众察觉的行政执法乱作为，也量化成问责条款，使权力与责任一清二楚，并实行网上实时全程监控和预警提示，不留空白。”问责中心负责人介绍说。除日常加强对干部履职监督检查外，奉化还开通举报电话，对群众关注的重大问责案件，实行公开答复，接受群众监督。

　　忧虑：乱象丛生遭诟病

　　始于11年前SARS（非典型肺炎）期间的问责风暴，这些年来一直是官场常见的旋风，几乎每次有社会影响力的突发事件、重大事故等背后，都有引咎辞职的官员身影，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但是，在一轮又一轮的问责风暴，使“有权必有责，有错必问责”渐成社会共识的同时，问责本身的乱象，也层出不穷。

　　河南洛阳在推行行政问责过程中，就曾出现尴尬一幕：两名作为领导干部被问责免职的“环卫队长”，其真实身份竟是普普通通的环卫工人。最后，洛阳市对在问责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相关责任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和效能告诫。

　　有的采取拖延战术，给问题逐步降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问责，问是问了，无非是蜻蜓点水、不痛不痒的那一类，至多是把话说得重一点，把样子做得像一点，让责任人积极配合一点；有的只要有人能站出来，背起黑锅，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弄个替罪羊，一次问责就可以大功告成、交差复命；有的把问责搞成不正常的整人，威胁恐吓，敲诈勒索，不问出点事来不罢休……

　　对当前存在的这些问责乱象，有网友概括为10种“问责病”：一是不及时问责；二是不痛快问责；三是象征性问责；四是点到为止式问责；五是避重就轻式问责；六是找替罪羊式问责；七是双重标准式问责；八是关门问责；九是假问责；十是乱问责。

　　不过，引起非议最多的，恐怕还要数被免职官员的复出。有机构梳理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后发现，在被免职的85名官员中，已有29人悄然复出，“复出率”达34%。如果考虑到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不再复出的“惯例”，则“复出率”高达50%。

　　纵观近年来官员复出的案例，多遵循“出事——免职——冷却——悄然复出——舆论质疑——回应合规——不了了之”的套路。如“三鹿毒奶粉”事件、“4·28”胶济铁路特大交通事故、“11·15”上海胶州路大火等事件的涉事官员都相继复出，再一次走上领导岗位，有的是一年后“规律起复”，有的则是仅相隔几个月的“闪电起复”。因女儿吃空饷被免职的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在被撤两个月后即就任忻州市环保局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副局长。这种官员复出乱象，频遭民众诟病，很多人甚至将免职调侃为“泡沫式问责”、“保护性问责”、“休假式问责”，质疑问责制度本身的公信力。

　　期待：一问到底动真格

　　当问责成了讨价还价的“游戏”，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对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纵容了权力滥用的侥幸心理，更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损害。

　　“我们的问责机制比较温柔”，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认为，“很多当事官员所承担的往往是一些最低责任形式，比如诫勉谈话、责令道歉、引咎辞职等，没有与相应的行政责任、纪律责任甚至法律责任衔接起来，这样反而容易使问责的机制演变成保护官员的机制。”

　　专家分析认为，造成问责乱象的原因还有：问责主体缺位，目前大多还是一种内部上下级的同体问责，未免不得力。问责工作尚未制度化、规范化，内容不具体、程序不严谨，平时当问不问，出问题被曝光后才问责；对执行不当的追责较严，而对做出不当决策和用人失察的基本不问责。有效问责的氛围未形成，一些地方报喜不报忧，对负面信息总是以“维护稳定和形象”等借口欺上瞒下，甚至不惜动用大量财政经费堵漏洞、粉饰太平，公众缺乏知情权，更无参与权。

　　那么，如何让问责风暴走出“风过水无痕”式的运动化怪圈？有专家认为，问责制还应赋予民众参与权，而不应仅仅是上级官员。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经之路，除了政府自身，还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社会公众等，使公职人员一旦有渎职行为，就被置于“人人喊打”的问责之中。问责也应是全方位的，只有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都实行问责，才能收到实效，这需要完善问责体系，解决“由谁问”、“问什么”、“怎么问”等问题。同时，应该尽快建立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加强对被免职官员的跟踪考核，使官员复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给群众一个交代，还干部一个明白。

　　问责制度能否落实到位，还必须管好问责的人。对此，我省各地已有不少有益的探索。

　　“市纪委也被通报批评了！”最近，很多诸暨市民见证了这件稀奇事：因对违反“三资”管理案件查处不力，诸暨对市纪委等3家职能部门及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对7名乡镇纪委书记进行责任追究。

　　“如今，诸暨的问责力度空前之大。一名干部一旦被效能问责，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只能被评为基本称职及以下，3年内不得提拔使用，而被行政问责的，后果则更严重。”诸暨市纪委负责人直言，正人先正己，对纪检干部的要求必须更高。目前，该市已下发涉及纪检机关和纪检干部的问责通报6件，1名乡镇纪委委员被撤职，两名乡镇纪委副书记被免职，15名纪检干部被通报批评或效能告诫。（本报记者 朱海兵 通讯员 吴培维 ）

　　■ 专家观点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非制度化、非规范化的问责制，不仅对当事官员不公正，对非当事官员也起不到有效震慑作用，难以使他们谨慎从政，而且还可能导致问责机关的官员选择性问责。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制度化、规范化的问责制，使相关官员的失职、渎职、滥权行为得到有效、有力和公正的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