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上海奉贤“砍人事件” 精神病者杀人之“殇”(2)

　　始料未及的伤害

　　采访过程中，与被害人家属的对话令记者揪心。

　　臧必红的女儿珊珊(化名)，是凶案的第一名目击者。当天下午，当11岁的珊珊独自放学回家时，映入眼帘的是倒在血泊中的奶奶和妈妈……事发后一段时间，她没有去上学，每天和父亲丁国辉在家。尽管孩子平静懂事的表现，让见过她的人都感慨：“这个孩子很坚强。”然而，当说起妈妈时，女孩再也止不住泪水：“我昨晚还梦见妈妈……”

　　丁国辉说，妻子很能干，本是家中的顶梁柱，还计划着今年买辆车，全家出去玩。可如今，妻子和母亲都走了，家里真的很困难。他为了照顾女儿和父亲，只能重新找了一份月薪2000元不到的工作，甚至，房子里血迹斑斑的墙壁和地板，都没钱重新修缮，现在全家搬到了以前乡下的老房子里住，下雨天床上会淋雨……

　　被砍伤的6个孩子，也都和珊珊同校。伤得最重的7岁男孩小杰，头皮外伤颅骨骨折，颅内少量出血，曾在重症监护室救治，所幸脱离生命危险。5个多月过去，受害学生的家长们说：孩子们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小杰看到红色的东西就会害怕，一度连西红柿都不敢吃，每天要洗几十次手；小威原来很调皮，现在胆子变得很小，不敢一个人睡觉，也不敢一个人走进超市；周周学习成绩下降；小宇的头上留下明显刀疤；薇薇和小林经常莫名其妙苦恼……

　　小杰的父亲说，儿子不再像以前那么活泼，头痛时会很暴戾，狠狠地砸键盘，而他头上那道6.2厘米长的伤疤，成了永远的痛，只要谁摸他的头，他就出手打人。

　　如今，正在康复中的受害者，情绪都比较平稳。尽管镇政府为他们支付了医疗费用，但受害者们还提出，希望得到凶手的赔偿，后遗症的赔偿问题要有个说法。

　　丁国辉很纠结。面对凶手是自己妻子的哥哥，面对凶手家里的一贫如洗，他发现这份民事起诉状难以启笔。臧必红办丧事时，朱霞曾拿出东拼西凑的两万元钱，在此之后，其他的民事赔偿都没有解决。

　　小杰的父亲，准备等孩子的伤情做了医学鉴定之后，再提起民事诉讼，拟定被告是臧必君的监护人朱霞。

　　尴尬的赔偿

　　这也是检察官彭丽娜的纠结所在。

　　尽管案件已经移交法院、法官已对臧必君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但彭丽娜还是没有“放下”这起案件。

　　7月24日的庭审，正在接受治疗的臧必君没有出庭，主治医生诊断，患有精神病的他，不具备出庭应诉的能力。《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因此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的权利是一种保障。然而，一旦进入强制医疗阶段，就意味着受害者很可能得不到民事赔偿。”彭丽娜向记者解释。

　　在公安受理阶段，侦查人员就发现臧必君的精神不正常，移送到奉贤区检察院后，检察机关也鉴定臧必君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鉴于他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且其家庭缺乏监护条件，目前病情很严重，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奉贤区检察院向奉贤区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臧必君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不能走‘刑事诉讼附带民事’程序，就算受害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臧必君的亲属没有赔偿能力，受害人的权益就无从保护。”

　　作为臧必君的监护人和妻子，朱霞苦恼地摇摇头：“我是家里经济的唯一来源，还要照看两个小孩读书，没有民事赔偿的能力。”经过检察机关核实，臧必君夫妇没有积蓄也没有房子，朱霞的收入刚够抚养两个孩子。

　　那么，两名死者和12名伤者，还有什么渠道可以得到赔偿？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谢佑平认为，这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补偿完全依赖于被告人和其监护人的经济能力，但大多数案件当事人都与臧必君的妻子情况类似，拿不出钱进行赔偿。而兼顾被申请人和被害人利益，依法维护各方权利，是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重点，因此建议采用刑事被害人救助的途径为被害人争取赔偿。

　　具体而言，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可在办案同时对符合救助范围、救助条件的被害人开展救助。被害人得到救助后，一旦犯罪嫌疑人或监护人具备了赔偿能力，公检法可以依法再予追偿；还要设置合理的救助模式，确保救助公平及时，杜绝重复救助，明确救助机构、救助审批程序和救助金发放等程序。

　　然而，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专门法律。上海目前依照的是地方相应的工作意见和规范，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发放救助金，给予适当的经济资助。

　　彭丽娜说，学校已对受伤的孩子进行学业和心理辅导，而对案件中受害的几个成年人的帮扶救助，相应的社区配合度就不高，认为“没有这个义务”。

　　这让她感慨：“我国亟需建立相关的社保配套制度和公益救济手段。”

　　日后风险何解

　　这则精神病者肇事案，所引发的后续问题，远不止受害人赔偿。

　　“强制医疗是一项全新的刑事司法程序，在操作中仍有不少细节问题需要明确。”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潘书鸿说。

　　比如，对于采取强制医疗的被告人，新刑诉法中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其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

　　潘书鸿担心：“就拿医院来说，客观存在的利益可能会让医院不愿主动及时解除治疗。这就需要建立一个配套的医疗效果评估机制，设立由卫生行政人员、医学专家、监所检察人员组成的评估小组，就医疗机构定期对精神病人的诊断评估进行再评估。检察机关可通过再评估对强制医疗执行进行监督，一旦出现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而未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时，可提出纠正意见；法院审理中可吸收精神病方面的专家作为陪审员，防止出现侵犯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然而，连朱霞都不敢想象丈夫出院后的情形：没人监督他按时吃药，哪天又犯病了，怎么办？太危险太折磨人了……而且，目前强制医疗的费用，是由政府负担的，对于一贫如洗的家庭，即便出院后的医疗费用，也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彭丽娜也坦言，不排除臧必君长期住院的可能。“毕竟这样已经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且有继续危害可能的精神病人，从社会上看还是少数。不过，从摸索中看，的确需要既防止精神病患者家庭推卸责任、滥用国家资源，也要防止出现患者‘被精神病’的可能。因此，强制医疗的使用以及解除，一定要慎之又慎。”

　　臧必君案颇具典型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人。其中，约10%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据估算，重性精神病患者住院治疗一个月的费用约需9000元，由于精神病人需要长期乃至终身治疗，大多数病人家庭已一贫如洗。这些精神病人，大多数或游荡于社会边缘，或被家人用铁链、铁笼锁于一隅，成为一个弱势而又危险的群体。

　　从医疗资源看，目前我国仅有精神卫生医生1.5万名，精神卫生专业社工几乎为零，精神病人得到有效救助者不足20%。即便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是全国最大的专科医院之一，床位近2000张，专业社工也才三四人。而美国全国精神科床位20多万张，就有精神卫生专业社工十几万人。

　　多名受访专家认为，政府应该在康复机构、医生培养上，制订更为完善的规划，加大公共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同时，也要出台相应政策，引导社会资源进入这一领域，扩大覆盖范围，让更多“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的精神病人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对于那些家有精神病人的不幸家庭，应启动相应救助帮扶机制。因为一旦家庭紧绷了多年的神经崩溃，受到伤害的，依然是这个社会。

　　就在9月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对精神分裂症等6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已发生危害他人安全行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应实行发病报告，以最大限度减少此类患者对他人及社会的危害。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对于精神病人的关怀，不仅是对于个体的恩惠，也符合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只有让恐惧社会的精神病人消除恐惧，他们才不会让这个社会充满恐惧。(记者 栾吟之 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