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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曹红蓓
滚石魔岩等港台唱片业资本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救世主般的姿态介入初萌的中国摇滚，并在四五年之中将中国摇滚的声势和影响力推上巅峰。
以1995年为分野，随着魔岩等港台资本的撤离，中国摇滚迅疾由昌荣的“唐”，堕入动乱的“五代”，或者说，由辉煌的地上，堕入挣扎的地下。
颜仲坤：被魔岩永烙的摇滚人生
80年代，从小酷爱摇滚乐的台湾人颜仲坤成了一名录音师及音乐制作人。90年代初的一天，同屋的滚石员工贾敏恕对他说：“下礼拜我去北京，录一个叫唐朝的乐队。”此后的一段时间，颜仲坤常常在半夜两三点接到贾敏恕从北京打过来的电话，讨论诸如“现在我这儿只有一个分贝的音箱，一个U87话筒，我们该怎么办？”此类的问题。过了一阵子，贾敏恕把录好的东西带回来给颜仲坤混音，颜记得听到的第一首是《太阳》，听后兴奋异常。
给《唐朝》混了音，又在美国录好了窦唯的《黑梦》和张楚的第一张专辑后，直到1993年，魔岩三杰在北京儿艺办唱片首发会，颜仲坤才第一次来到北京。
1994年“魔岩三杰”和“唐朝”在红石勘开演唱会，颜仲坤负责现场调音。“人们不停地跳、跺地，地板一直在摇，像地震一样，感觉随时要塌掉。音响灯光状况都佳，堪称经典。老丁(丁武)在《天堂鸟》中的SOLO弹得行云流水，比唱片还好，我听得当场叫出来，真是一辈子难忘的经历，太享受，太感动！”
“比起在台湾的工作，这儿酬劳不高，但是太好玩了。”1995年，在录完窦唯《艳阳天》和“超载”的第一张专辑后，颜仲坤心里想的是，“接下来我要准备搬家了”。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这时滚石决定撤资，颜也只得回到了台湾。“当年就是一帮热血青年，把中国摇滚当作慈善事业来做的，直到三毛(滚石老板段钟潭)自己穷得要卖房子，才不得不停了。”这一年，人缘极佳的张炬的过世，又给了两岸摇滚人一个共同的打击。
此后的十年，颜仲坤在台湾继续从事自己的音乐制作工作。与当年的战友张培仁、贾敏恕竟也是多年不见。2005年夏天，颜仲坤带着自己的爱人、所有黑胶、CD、书、BASS、音箱，来北京定居。
为什么是1995？
为什么是1995年？这一年的前后发生了什么，才使得中国摇滚有如此的落差？
除了魔岩，由BEYOND的前经纪人，黑豹、郑钧、许巍等的最早发现者陈健添(LESLIE)、刘卓辉创建的红星生产社是当时点起摇滚之火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魔岩和红星都太过理想主义。郑钧的唱片投入超过百万；魔岩在“唐朝”的唱片上则花了200万台币。这样的投入，在当时几乎空白一片的中国商业音乐领域当然可以砸出巨星来。然而歌手暴得大名以后，唱片公司却没有在演艺经纪方面继续拓展。
与此同时，作为独立厂牌，公司管理混乱，随意性强。圈中人回忆当年张培仁来上海时的情景，“似乎大少爷的做派，带了很多北京圈子里的人，吃住全他买单。”而红星后期在用人上的狐疑，直接导致团队解体、人才流失。
魔岩一直处于干赔状态，红星在经过短暂的大投入大产出后也进入亏损的旋涡。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失意于房产、股票的LESLIE终于无钱再养红星。
唱片工业的核心本是知识产权，港台资本撤离后，盗版围困下的中国唱片业不得不靠走穴苦苦支撑。而2000年以前中国的商业演出几乎全是卡拉OK式，整支摇滚乐队在台上摆动作、对口型。
没有演出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做不出高质量唱片，没有高质量唱片，人们就误以为摇滚乐就是唱片里那个样子，就更不愿意去听现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巨大的落差还直接摧毁了一些神话中人物的精神。“西方的乐队成功前大都经历过无数辛苦的小型巡演，而中国老一代摇滚歌手，他们成功的路是用钱趟平的。”乐评人颜峻说：“火了一下后每个人都找不着北，等到没钱了，心态掉下来，生活就真的颓了。”
大环境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我不相信崔健不能在北京开演唱会，或者有一个文件规定摇滚能不能上中央台，但求保险是大家一种普遍心态。”乐评人郝舫相信“如果中央电视台愿意出面来推广一个摇滚乐队，或者文化部门愿意把投资京剧的钱拿出1/10来资助现代艺术，摇滚的境遇恐怕会好一些。”
一些学者则把关于摇滚的思考对准了整个90年代，认为1995年，可能是精神与文化的一条分界线，它意味着民间文化的彻底放弃。“90年代是辛苦的，整个社会在向物质化走，是积累而不是享乐，90年代的心态是灰色的。摇滚乐用属于80年代的激昂方式表达苦闷，5年的时间，已经足够完成向80年代的告别。”颜峻认为，在这之后，搞摇滚的人在学习怎么回避痛苦、遗忘痛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后魔岩时代的生存问题
魔岩时代的摇滚是一把野火，对那些被它点着的心来说，当魔岩抽身而退，如何继续摇滚是个问题。能把那时仅剩的小火种保藏到今天，有两人功不可没：迷笛音乐学校的校长张帆，和摩登天空音乐公司的创办人沈黎晖。
这两个人在出发的时候都只是普通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现在他们的身份是 活下来的理想主义者。
1994年，经济专业毕业，喜爱摇滚的26岁青年张帆就任迷笛音乐学校校长。4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100个学员，来了200个乐队嘉宾，张帆和学生一样激动得透不过气来。
那天的场景给了他深刻的刺激，后来摇滚的落寞，张帆全当看不见。十年来，迷笛由100个学生发展到300个学生，由60平米教室扩到18亩校区。
1997年，张帆把原来3个月的短训改为2年学制，开启了外地乐队进京的时代。
学校成立以来一直在艰难中维持，被迫搬过5次家，每一次都伤筋动骨，重新再来。“我不怕做具体事。”曾经的吉他手张帆亲自到淄博为校舍挑瓦，一棵苹果树多少钱，草籽怎么撒，多久会冒芽他都知道。
从2000年开始办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张帆更成了“套在磨上的驴”。经过7年，迷笛已由学校自己的PARTY和汇报演出，发展到有80支乐队、上万名观众参加的中国惟一原生的户外摇滚音乐节，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摇滚“铁托”也由此诞生。
1997年，是包括摇滚在内的整个唱片业最低落的时期，“清醒”乐队决定自己出资发片。美术专业毕业的主唱沈黎晖很早就和同学合开了一家印刷公司。为了出唱片，他们从印刷公司赚的钱里拿了100万。“当时特愣，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没有规则，就按自己的规则。”沈黎晖说：“我很愿意在做完音乐后想一想商业的事情。”于是，在唱片快做完的时候，他们索性成立了公司，还签了别的乐队。
开始摩登天空做的是5年计划，因为从国外的情况看，摇滚都是长期销售的。然而到2000年时，音乐公司眼看快倒闭了。沈黎晖决定要靠商业本身来解决所有的商业问题，而不是靠理想。他们对公司业务进行理性调整，砍掉了所有的长线项目：关杂志、关场地，员工由20多人变成两三个人。摩登天空活了下来，并成为中国摇滚乐和各类前卫音乐的最大出品人和版权所有者。
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后魔岩时代的主题下，一些原创乐队也纷纷选择了更加冷静、现实，也更加积极的生活方式。全部由迷笛同学组成、被称为迷笛王牌军的“痛苦的信仰”乐队，曾经历过每天连续十小时地下室练琴的时光，也曾在充满了嬉皮精神和绝望气息的树村等待奇迹。
今年3月1日开始，他们踏上了巡演的征途。每周三场，有时一周五场地在全国各地奔波。两轮巡演下来，已经去了40多个城市，观众累计达两万人。紧接着第三轮，他们将往东北、内蒙古、西北去。“我们想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踏出一条巡演的丝绸之路，希望以后有更多人走在这条路上。”“痛仰”说，摇滚是靠行动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