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无级别”须淡化“官本位”

　　-本报记者 车辉 赵福中 徐福平

　　高校去行政化成为今年两会教育界别政协委员的一个热门话题。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教授治校，维护学术权力优先的原则大多数政协委员都非常赞同，但表示去行政化绝非易事，不能简单化。

　　“什么事情都讲级别真的很怪”

　　“现在咱们什么事情都讲级别真的很怪，甚至都出现了所谓的处级‘和尚’。”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高校行政化具有不好的导向，虽然身为校长，他觉得自己还是最看重教授这样的一个称谓。“我首先是一个教授，然后才是校长。学校如果行政化严重的话就会没有活力，扼杀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一直大力呼吁高校去行政化，“高校去行政化已成为国家意志。不去行政化，教育改革其它措施都是隔靴搔痒。”

　　他认为行政化的严重后果是滋生浮躁，在学校里形成不利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导向。“如果中国的大学都这么行政化，就没有希望，学术在衰退，那还谈什么诺贝尔奖，还谈什么大师。是什么使学术衰退，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去追求行政权力了，讨好行政权力去了，就没有人坐下来兢兢业业地做学问。”

　　在高校多年的他深知学校行政化之弊，他对记者举例说，比如一个科研项目，决定经费划拨的不是教授，行政领导具有很大权力。“即使为了在学校里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源，学者们也要拼命去当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丧失了学术精神，当上了官，又没有精力投入研究。这是个大问题。”

　　钟秉林认为大学就是大学，绝对不能成为衙门，如果形成平等自由的学术辩论氛围就要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实质在于去“官本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学校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组织，不应被行政干预太多，高校确实需要“去行政化”。

　　在顾秉林看来，“去行政化”在外部涉及“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内部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

　　顾秉林表示，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这不是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的学校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

　　他认为，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对于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顾秉林也表示了理解。“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顾秉林举例说，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学校里的人去当司长，或要调出一个副省长，这种情况下怎么跟现实中的用人制度相衔接？”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不完全对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完全对立也是不对的。“两种力量不是完全对立的，只要是一个组织，就有科层结构、管理结构，这是组织运行和实行科学管理的要求，必然也就会产生层级，有一些人把这个作为行政化来看，是不对的。”

　　钟秉林也认为，去行政化必须界定好标准，得搞清楚什么叫“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千万不能当成“无行政化”。

　　纪宝成特别提出了办学中两个范畴——学术权利和学术权力。他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是与生俱来就有的，具有平等性和自主性。权力则带有更强的社会性，带有某种强制性，一方是命令者，一方是执行者。因此他认为，权力权利化、权利权力化都是要防止的。

　　来自安徽的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认为，去行政化绝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他认为，高校应自主、自由办学，不应该受到约束，他认为在实现的过程中肯定会受到不少限制。“个人觉得，去行政化实现不了。”李和平表示，10年之内，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也许会有所改善，但程度不会很大，这涉及到社会层面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