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蔡元培奖”获奖者平均年龄83岁

　　昨日，北京大学举行教师节庆祝会，十名教师被授予蔡元培奖。 新京报记者 秦斌 摄

　　付雪松：北京市盲校语文教师，先后被评为海淀区优秀教师、海淀区班主任带头人、全国“特教园丁奖”。

　　陶行知先生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昨天，大中小学的教师们度过了第29个教师节。

　　昨天，北京大学校方向十位老教授颁发了北大教师的最高荣誉——“蔡元培奖”。这个被视为北大教授的终身成就奖，并无奖金；十位获奖教授平均年龄达83岁，最“年轻”的教授也有76岁高龄。

　　“蔡元培奖”没有奖金

　　昨天是第29个教师节，北京大学举行教师节庆祝大会，并颁发了“蔡元培奖”。“蔡元培奖”是北大颁发给教师的最高荣誉，与北大党务工作者“李大钊奖”并列为北大最高奖项。

　　北大发言人蒋朗朗说，“蔡元培奖”每五年评选一次，今年是第三次颁奖，这个荣誉奖项是为了表彰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并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做出突出业绩和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而设立，被视为北大教授的终身成就奖。该奖项并没有设置奖金。季羡林、侯仁之、厉以宁、林毅夫等德高望重的大师曾在前两届“蔡元培奖”评选中获奖。

　　北大校长王恩哥表示，此次获奖的十位学者用生命和心血做学问，体现了严谨治学、厚积薄发的大家风范。他们把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真正做到了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为全体师生员工树立了令人敬重的师德典范。

　　“夫妻院士”先后获奖

　　本届获奖者之一杨芙清院士和上届“蔡元培奖”得主之一——微电子专家王阳元院士是一对夫妻，夫妻两人先后获得这项北大教授的终身成就奖。

　　本届获得“蔡元培奖”的老教师都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平均年龄达83岁。年纪最大的宿白老先生已91岁高龄，最“年轻”的张礼和教授也已76岁，他们大多在北大从教50年以上，在教育战线工作时间最短的也长达51年。

　　不过与上一届相比，本届获奖者的平均年龄还算年轻，上届因获奖者中有法学院百岁教授芮沐以及多位90岁以上教授，使平均年龄接近89岁。

　　这些高龄的老教授中，昨天就有四位因身体原因未到教师节大会现场。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说，会后将把荣誉送至未到场的老先生家中。

　　第三届“蔡元培奖”十位获得者

　　宿白 考古文博学院 91岁

　　彭瑞骢 医学部 90岁

　　沈渔邨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89岁

　　王恩涌 城市与环境学院 86岁

　　刘元芳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82岁

　　杨芙清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81岁

　　罗豪才 法学院 79岁

　　陈佳洱 物理学院 79岁

　　黄琳 工学院 78岁

　　张礼和 药学院 76岁

　　■ 对话

　　帮助每一个盲生有尊严地生活

　　从1992年至今的21年来，北京盲校教师付雪松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他们中有的成为盲人按摩师，有的当上老板，也有的成为运动员……付雪松说，能帮助每一个盲生有尊严地生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昨天是教师节。付雪松一如往常一样，一口气上了四节语文课。下午5点，付雪松用已有些沙哑的嗓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朋友曾劝我当文秘，我没答应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盲校教书？

　　付雪松：1992年，我毕业于当时的北京第三师范学校(现在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毕业前夕，盲校提前到学校挑人，学校推荐了我。当时想法挺简单，没意识到这些学生跟普通学生会有太大的差异，就去面试了。听说每个班才12个学生时，当时就想，教12个学生应该相对轻松一些吧，就去了。

　　新京报：开始工作后有过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付雪松：刚开始肯定有些不适应，虽然每个学生都在认真地听讲，但因为视力的问题，在我上课的时候没法与学生进行目光的交流，学生所有的目光也不能集中在我的身上，这与教普通学生有不同的感受。至于说后悔当初的选择，还真没有。曾经有朋友劝我去公司当文秘，我没答应。

　　被学生把胳膊撞肿，也曾经很委屈

　　新京报：盲校学生与普通学生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付雪松：从外观上来看他们就是视障，但是由于生活环境不同，这些学生表现出的心理上的问题更多一些。因为一些家长认为亏欠孩子，所以对孩子首先考虑的不是教育而是溺爱，很多学生由于自身缺陷暴躁、易怒。班上曾有个孩子是后天被爆竹炸盲的，本来活泼好动的性格突然变得抑郁易怒。最严重一次，这孩子在课间的时候知道别人有贴画他也想要，我说不能给你，他就不干了，一下子就抓住我，拿脑袋撞我的胳膊，当时我的一只胳膊就撞肿了，抬不起来。当时我是很委屈的。但事后冷静下来一想，如何帮他改正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学生能自己回宿舍，我太感动了

　　新京报：面对这样的学生，你是如何与他们沟通的？

　　付雪松：盲孩对声音很敏感，我首先要让他们觉得学校是个安全的地方，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很注意语调，不让他们有压迫感，另外还通过一些活动，让他们感到学校生活是有趣的，愿意在这儿待。曾经有个全盲生，刚上学时，只要听不到老师的声音就哇哇大哭。一次学校组织看节目，我告诉他，老师就坐在你的身边，四十分钟的节目，他伸手摸了我一百五十多下。为了帮他熟悉校园生活环境和学校生活，我对他进行了一年的行为训练。当他终于用骄傲的口吻告诉我说‘老师，我能自己回宿舍了’的时候，我太感动了。

　　新京报：盲生的作业你是如何批改的？

　　付雪松：在当老师前，我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盲文培训，所以会写盲文也会读盲文。我是教语文的，因为有作文，盲校学生的作业本跟普通孩子不一样，比16开还大，有时学生密密麻麻地写三大页，看起来确实要费一些工夫。别看才12个学生，有时他们的作业半天都批不完。

　　帮助每一个学生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新京报：今天是教师节，学生祝贺你了吗？

　　付雪松：有，我昨天一进教室，班上一个男生拿着一个小故事光盘送给我，并祝我节日快乐，看到学生能主动表达这种感情，我挺高兴的。

　　新京报：未来怎么打算的？

　　付雪松：已经干了21年了，我肯定就一直这么干下去了，而且越深入这个领域细细研究，你就会发现很多有作为的事情。盲教是教育的一部分，我希望自己能帮助每一个学生有尊严地生活下去，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