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1月25日电 题：沿着中国道路走向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道路一路走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已经不止是对一个客观事实的描述，也已构成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已经不仅是对过去40年、70年、100年和300年、300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延续的事实肯定，而且也是对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种期许和承诺；已经不单是对中国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概括和提炼，而且也是——甚至还将越来越是——对支撑该发展的制度和文化的认定和认同。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被提了出来。这一概念的提出也不仅仅是对“现代化”加了定语。中国式现代化是迄今为止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奇迹。因为“大有大的难处”，如果只是在降一个数量级甚至降两个数量级的人口规模的社会里实现现代化，其所需要的资源和所面临的挑战就会非常不同。更何况，在此之前的人口规模小得多的现代化，还大多都经历了内部严重的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对外部的殖民主义掠夺和帝国主义侵略等，也大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另有一些似乎“发展”或“富裕”起来的地方的人们还付出了精神贫乏、道德滑坡的惨重代价......

　　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绝不仅仅是某种“后发式”“追赶式”的，也不仅仅是加一个定语而仍终将“万变不离其宗”地对已有现代化的模仿，更不仅仅是在排列或排序意义上多了或少了一个“案例”而已。

　　当然，所谓普遍性，总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本来是常识，只是一些先前的现代化个案，明明其规模要小得多，代价要大得多，过程要野蛮得多，却总是把自己的经验和经历描述得多么“成功”，甚至冠以普世之名。

　　如果一定要谈普遍性，或者特殊性中的普遍性，那么可以这样来表述：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如果它所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广，所蕴含的个体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

　　这样来看待和认识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和正在实践着的中国式现代化，无论是身在其中的当事人，还是身在其外的观察者，只要不带蓄意的偏见与傲慢，就不会要么无视，要么蔑视，或者因为其不在自己原有或熟悉的知识框架和认知结构里就不承认其合理性，宁可牺牲拓展自己知识的可能性也要捍卫自己原有的知识内容和认知体系。

　　再展开一点说，一直走在中国道路上并正实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仅是最大的人口规模，也是超大规模的经济与市场，还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型社会，更是和而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国一直存在并延续着多种文化的并存、共存、互补、互鉴。

　　单就经济而论，即使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如果考虑其规模与发展势头，考虑中国内部市场和消费的能力、潜力，那么便会意识到判断中国经济“奇迹”已经终结是在臆断。唱衰“中国经济就要完蛋”的人们，也许忘了一句老话“Size matters”(规模大小很重要，编者注)。

　　何况，无论是中国道路，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绝不仅仅只发展经济这一个维度，更不仅仅是用GDP增长速度单一指标去衡量发展。中国道路，和在此道路上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它的背后是制度，制度背后是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是人的现代化，亿万人的现代化，14亿人的现代化，是这14亿人通过自身的现代化展示出来的非西方式发展路径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以及这些可能性和现实性对其他亿万人所具有的启发与借鉴意义和价值。

　　最后，如果有一条道路、一个模式，它所具有的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使其具有对于身在其中的亿万人有较高的认同度，较强的安全感，较大的凝聚力，和较长的延续性，那么，它也一定是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完）

　　作者简介：

　　黄平，四川成都人，主要研究领城为社会发展、全球化和中美、中欧关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1982年春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1991年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曾任《读书》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