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兰州7月4日电题：“云上藏经洞”牵引东西方交流互鉴着力点在哪？

　　——专访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

　　中新社记者 冯志军

　　1900年，被称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数万卷古代文献及绘画品，自重见天日起便流散于世界各地，被中外数十家收藏机构所藏。百余年后，基于数字化积淀，通过“云游敦煌”小程序，“数字藏经洞”首次完整复现百年前室藏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

　　敦煌藏经洞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数字化技术对藏经洞当代价值体现有何影响？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文物能否“团聚”？推陈出新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如何与全球“共鸣”？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如何见证东西方多元文明交融互鉴？

　　赵晓星：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艺术品等各类文物6万余件，以文献为主体的“敦煌遗书”内容极为丰富。这其中，汉文文献中的官私文书尤具史料价值，均为当时第一手资料，较传世典籍更为直接具体，大量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材料，丰富了少数民族生活和东西方交流的历史记录。

　　在艺术品方面，不同时期先后产生，并流行于敦煌地区的绢画、麻布画、纸画等绘画品，或是彩幡、刺绣等丝织品，均为难以保存的特殊质料，而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丰富实属罕见。

　　用“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来形容敦煌藏经洞中的宝藏也毫不过分。不少文献资料是对东西方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反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件记录印度制糖法的《五印度用甘蔗造砂糖法》的文献。

　　它写在一张佛经的背后，书法水平一般，还有错别字，可见书写者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就是这张残卷，记录了中国古代制糖史的重要内容。短短一小段文字，却涉及甘蔗的种类、制砂糖法、糖的种类、甘蔗酿酒、甘蔗栽种等内容。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有了最早的饴糖，俗称麦芽糖。但在唐代以前，中国糖不如印度糖的口感好。那时从印度、伊朗输入的好吃的“西极石蜜”，就是加入牛奶制作的乳糖。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专门派出使者到印度学习制糖技术，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王玄策奉命去印度请制糖专家来中国。

　　经过唐初的技术和人才引进，中国终于生产出口感超过印度的石蜜和砂糖，已经跟现在的糖非常接近。季羡林先生曾说：“糖本是一件小东西，然而在它身上却驮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

　　中新社记者：让流失的藏经洞文物“团聚”，是无数敦煌学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目前已有哪些进展和收获？

　　赵晓星：目前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国数十家收藏机构，一直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有些卷子在流散过程中被分割，在世界各地公布的敦煌遗书中，频现“一片在这里，另一片在那里”的残卷。

　　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归义军衙府酒破历》(简称《酒账》)的文献，是北宋敦煌本地政府公务用酒的“流水账”，其中记载了包括内外交往、节日民俗等当时社会的重要信息，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

　　但它曾被一分为三，首段留存敦煌；尾段被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拿走”，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间段几经辗转流散日本，被日本书法家青山杉雨收藏。

　　如果要对某一件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只有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才会更有价值。百余年来，不少中国学者远赴重洋“抄卷子”、查阅敦煌遗书。除了路途遥远之外，还要面对收藏机构的各种限制。

　　1997年，日本友人青山庆示，将亡父青山杉雨收藏的包括《酒账》中间段在内的8件敦煌写卷捐赠给敦煌研究院。但大量藏经洞流失海外的文物，实体回归难度依然非常大，而目前我们能做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先实现“数字化回归”。

　　2015年，流失法国的4000多件敦煌遗书以数字化形式首次“回归”敦煌，其中就包括《酒账》尾段的高清电子版。比起全部的敦煌遗书，此次“回归”的数量虽然有限，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少开了一个好头，为未来更多藏经洞文物“回归”，提供了可参考和借鉴的“范本”。

　　中新社记者：在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全球化趋势下，敦煌藏经洞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彰显其历史文化价值？

　　赵晓星：基于敦煌研究院三十多年的数字化工作积淀，加之不断深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通过最先进的数字化手段，为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文物建立完整历史信息的“数字化档案”，并上线服务于敦煌学研究者和敦煌文化爱好者。

　　比如，2022年发布上线的“敦煌遗书数据库”，提供了685件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文献。在数据库中，可以看到敦煌文献的高清原貌，还有文献的基本信息。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可以通过全文录文去检索文献，同时也实现了图文对照浏览。

　　如果有一天，能把所有流失海外的敦煌遗书信息都收录进来，那么全世界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都会“离不开它”。当我们有能力提供最充分和完整的敦煌学研究资料，中国才能真正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而最受年轻人喜爱的是，今年4月上线的“数字藏经洞”，以4K影视级画质、中国风现代工笔画美术场景与交互模式，让公众“穿越”晚唐、北宋、清末等历史时期，亲身“参与”到藏经洞的厚重历史之中，在关键场景变幻中“见证”历史，直观感受和了解敦煌文化的价值与魅力。

　　“数字藏经洞”是首次在虚拟世界毫米级高精度复现敦煌藏经洞，让海内外的藏经洞出土文物以新的方式重聚、重塑、重现、重生，公众在互动体验中加深对文物的了解、更引起探究历史的兴趣。在“数字藏经洞”中，被“分离”百余年的《酒账》通过电子拼接方式，获得了数字意义上的“完整”。

　　中新社记者：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如何牵引东西方民众的差异化“共鸣”？

　　赵晓星：经过百余年发展，以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为主要研究资料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已由过去“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困境，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研究局面，随着石窟考古和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加入，近年多领域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被推出，中国敦煌学研究已拥有一定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

　　藏经洞出土的6万多件文献中，汉文文献除近九成佛教文献外，其他文献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方方面面。

　　经过多年对藏经洞出土文献的研究发现，中国曾在不少领域“独领风骚”数百年。比如“全世界第一部印本书籍”“全世界最古老的星图”“中国第一部国家药典”等，都是唐代科技文化领先于全世界的实物证据。

　　敦煌学又常被称为“冷门绝学”，可见它的普及程度仍然不够。别说一般读者，哪怕是研究人员读敦煌文献，也不是那么容易。若用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去普及敦煌文化，这对研究者有较高要求，既要能释读敦煌文献、敦煌石窟，也要契合当下的生活，只有用更多现代文化的理念对古人生活进行“翻译”，才能获得当今大众的“共鸣”。

　　在差异化“共鸣”的问题上，我们要注意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关注点。比如敦煌研究院从2018年持续推出的《敦煌岁时节令》系列，全世界人民都很关注“过节”这个主题，而藏经洞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岁时民俗的记载，而且这些节日习俗，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并延续至今的。

　　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挖掘和再创作，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生活习俗的千年传承，这实际上也是兼收并蓄多元文化而形成的，其中涉及的饮食、乐舞、节庆等内容，很容易引起东西方民众的共鸣。

　　用文化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不是要让别人看一个几千年古板的中国，而是要用这样纵向连接古今、横向沟通中外的文化内容，生动有趣的传播形式，让全世界知道一个既历史悠久、又鲜活可爱的中国。(完)

　　受访者简介：

　　赵晓星，现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曾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访学，任东洋美术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的结合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项目等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