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7月3日电 题：为何“华瓷西传”对西方的影响“不止于文化”？

　　——专访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保拉克维茨夫人孙建伟

　　作者 樊中华

　　17世纪前后，欧洲海运业的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促成了中欧瓷器贸易的规模化。华瓷西传不仅构成了世界文化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交流，也成为推动欧洲经济崛起及工业革命进程加速的有生力量之一。中国瓷器何以具有如此“能量”？几百年前的全球瓷器贸易又对今天有何启示？

　　近日，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保拉克维茨(Laszlo Parakovits)与夫人孙建伟收藏的欧洲300年300件古董陶瓷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展出。孙建伟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藏品背后“华瓷西传”的故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你如何意识到欧洲古董瓷器中蕴藏着中国文化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孙建伟：2005年左右，随着中国扩大开放、经济崛起，西方多国抨击中国“仿制”工业产品、“侵犯版权”。遇到有人拿此说事，我先生告知他们，每一个工业的起步都是从仿制开始的，欧洲瓷器是在复制了中国瓷器百余年后才问世。他在收藏中找出50件欧瓷复制中国瓷器的实样来证明。这些瓷器不似中国常见器型，却又透着“中国味道”。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并受到狂热追捧后，欧洲制瓷业经历了以陶器仿制中国瓷器、将进口的中国瓷器用金饰等再加工、向中国定制瓷器，直至法国传教士打探到景德镇制瓷秘方才得以独立生产。

　　我先生就此发表了题为《中国瓷器与欧洲经济发展》的文章，提到瓷器制作是一门古老的中国艺术，中国瓷器在17-18世纪的欧洲是终极奢侈品，当时欧洲人都在拼命模仿中国的瓷器制造和装饰，这促成整个欧洲制瓷业实现巨大扩张，在推进工业革命和英、德、法等国的经济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欧洲最值得骄傲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其过去两百年来生产的大量瓷器。没有来自中国的瓷器和灵感，西方就不可能发展出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新兴工业之一——制瓷业，也不可能发展出其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中国“复制”西方的任何产品或想法之前，西方已复制了中国200年。

　　这篇文章在西方发表后，转载量、阅读量连续数月节节攀升，引起很多西方人对当时所谓“中国复制西方产品”论调的反思，我也重新认识了早期中西瓷器贸易对西方的深刻影响。

　　中新社记者：美国世界史专家罗伯特·芬雷在其著作《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中也指出，“1000多年来，瓷器是全世界最受推崇，也是最被广泛仿制的物品”，他也同时指出，华瓷西传促使“真正的全球性文化首次亮相”，你如何理解这一评价？

　　孙建伟：中国瓷器最早在14世纪传入欧洲，17世纪前后才形成大规模贸易。当时，精致、漂亮、轻巧的中国瓷器与欧洲的银、铁、木制餐具等相比，在工艺与审美水平上都远远胜出，进一步“印证”了利玛窦、马可·波罗等对中国的美好描述，令欧洲人钦羡并为之狂热。中国瓷器被欧洲王室、贵族、富人当做艺术品收藏、展示、炫耀，成为财富、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其所承载的“中国风”也因此作为欧洲高雅文化的代表，引领时尚审美，并成为文艺复兴中的文化传播载体之一。

　　尽管中国瓷器被大量引入欧洲，但远不能满足其需求。因此几乎同时，欧洲开始了对中国瓷器的仿制。最初是以陶器绘制十分接近中国瓷器的纹样“以假乱真”，其中最有名的荷兰代尔夫特陶就是仿制中国青花瓷，以白底蓝纹绘制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田园生活、山水风景等。这些陶器纹样带着西方风格的想象和演绎，并以欧式器型与中式纹样结合，体现出东西文化杂糅的特点。

　　欧洲人还会以传统加装镶嵌金饰的方式，对珍贵且易碎的进口中国瓷器进行保护并强调其稀有性。后来，欧洲向中国定制的瓷器中也出现了鎏金需求。此外，欧洲定制瓷器中，有一部分是中国画工根据订单提供的样品或需求，仿照西洋画的色彩和宗教神话等纹样进行彩绘，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和绘画技法不同，画工在绘制过程中常加入自己的理解、想象，形成一种文化杂糅。欧洲也从中国进口白瓷，由其艺术家进行绘制再加工，是“中国瓷”与“西洋画”结合的另一种方式。

　　有意思的是，欧洲曾想象模仿的一些“中国纹样”，后又成为其定制需求送往中国，在中国生产后再运回欧洲，就形成了并非中国原创又难分彼此的“文化杂交”瓷器，其中柳树纹样青花瓷器最具代表性。事实上，中国用于绘制精美青花的钴料来源于古代阿拉伯地区，青花瓷纹样也带有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中国瓷器的全球性传播为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绝佳载体。

　　中新社记者：你刚才提出，华瓷西传对西方的重要影响远不止于文化？

　　孙建伟：是的。随着瓷器贸易不断扩大，中国瓷器从“奢侈品”逐步成为普通民众也能消费使用的日常餐具器皿。17世纪，中国茶叶输入欧洲后，与瓷器茶具一同引发下午茶文化的风靡，中国瓷器的市场需求与日俱增。有记载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近百年中，超过两亿件中国瓷器被进口至英国。瓷器贸易使大量的白银等金属货币流向中国，在欧洲多国形成巨大贸易逆差，引起欧洲人的深切焦虑。当时欧洲对中国瓷器的追捧与抵制甚至诋毁是同步进行的，因此，独立造出中国瓷器，对欧洲而言不仅是文化仰慕，更是其捍卫经济之需。

　　尽管这百余年间欧洲对中国瓷器的仿制从未停歇，但其始终没能掌握核心的制瓷工艺，质量与成本完全无法与中国瓷器相较。为尽快掌握这一“高科技”，欧洲不遗余力地派遣传教士来华探取制瓷秘方，其中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有意前往景德镇传教，将打探到的制瓷原料和工艺流程等信息传回法国。这些信息公开发表后，欧洲各国不断寻找高岭土，反复试验，最终在18世纪初造出了硬质瓷。

　　几年后，出身陶瓷世家的英国人乔舒亚·韦奇伍德创立了韦奇伍德陶瓷厂。他根据殷弘绪所记载的景德镇复杂的陶瓷生产工序，仿照景德镇制瓷的分工来组织工厂生产，打造了欧洲首条工业化的陶瓷生产线，使瓷器得以批量化生产，形成了现代工厂制度。他发明了陶器窑的温度计，也成为工业革命中工厂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重要设备。

　　18世纪，欧洲各国大小瓷厂无数，制瓷业作为一种新兴工业推进了各国的城镇化进程，瓷器出口也为英、法、德等赚取了大量利润。制瓷业不仅是英国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也引领了欧美新消费革命，为欧洲经济崛起积累了可观财富。

　　今天不少国家总认为世界贸易是一场零和竞争，而中国和欧洲早期的瓷器贸易表明，贸易不仅会使双方受益，还会带来许多无法预见的积极结果。

　　中新社记者：今天瓷器已在全球普及，作为其起源地，中国应如何引领瓷器文化产业新发展？

　　孙建伟：我们必须认识到，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瓷可“后来居上”，也离不开其持续的本土化创新。早在仿制中国瓷器时期，欧洲人就在进行各种“微创新”，如18世纪的荷兰女皇形象蓝白陶瓷大酒罐，模仿青花的色彩与花纹，却是立体的、可将人物头发揭开为盖的实用器型；样式繁多的英式茶杯，是在中国茶杯基础上添加手柄，更便于拿捏，也打开了新产业之路。

　　韦奇伍德也是因创新成为“英国陶瓷之父”。他先后研制出奶油瓷、骨瓷等新产品，创新出哑光色泽和白色精致浮雕等独特风格。英国也以设立专利法、行业促进会等方式为瓷器产业的革新发展保驾护航。

　　创新是支持产业长足发展的第一动力。今天，中国制瓷也要以创新创意为要。十几年来我不断将欧洲古董瓷器带回国内巡展、捐赠，希望中国年轻一代能通过这些藏品，看到华瓷西传背后中国瓷器文化与产业的辉煌，树立文化自信，同时也通过欧洲以创新的技术、理念和设计，将中国瓷器“本土化”的过程，反向学习文化的融合创新，推动中国瓷器文化产业的发展跃迁。(完)

　　受访者简介：

　　孙建伟：加拿大籍华人，国际资深古董收藏家。孙建伟和先生Laszlo Parakovits从事欧洲古董收藏三十多年，是近代收藏欧洲古代艺术品品种最广和数量最大的收藏家族之一，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瓷器的东西方交流互鉴和相关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