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20日电 题：张伯礼：生为医者

　　中国慈善家杂志记者 陈柯宇

　　这是7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的工作常态。他恢复了一周三个半天在医院坐诊，还得见缝插针地去开各种专家研讨会。对于新冠疫情的关注依然是他的日常。

　　疫情这三年

　　“虽然我们打赢了这场疫情阻击战，但对这个病毒我们还是了解得太少了。”他如此感慨。

　　他说，自己站着、坐着、躺着，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事实上，这三年来，疫情几乎占了他大部分精力。

　　2020年1月23日，因为新冠病毒在武汉率先迅猛传播，整个城市很快进入封城状态。随后，各大城市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国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这一天，张伯礼在天津出席新闻发布会，提出“中医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几天后，大年初三，作为紧急成立的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张伯礼接到急召令，风尘仆仆赶到武汉。他前往定点医院、社区实地了解病情。

　　在实地调查后，张伯礼做出判断：应对“四类人群”(确诊、发热、疑似、密接)采取分类管理、集中隔离的措施；对集中隔离的疑似、发热患者采用“中药漫灌”的治疗方法，给予清热祛湿为主的中药汤剂。后来，这些措施成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部分。

　　当时，新冠病毒作为人类所遭遇的全新挑战，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张伯礼团队采取网络视频对全国20多家医院2000余例新冠确诊患者进行症候学调查分析后，与专家组一起筛选出了“三药三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后来这些药方被编入国家版诊疗方案。

　　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张伯礼就曾率团队用中医药方法救治，而这一次面对新冠疫情，中医药不但发挥了作用，还成为一支主力军，张伯礼还带领国家中医医疗队整建制承包江夏方舱医院。

　　2月11日，张伯礼率团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然而，就在进入方舱医院没几天，他便因为过度劳累导致胆管结石嵌顿，不得不进行胆囊摘除手术。术前，依照医院惯例，需要征求家属意见，张伯礼怕家人担心，自己签字，不让告诉家人。

　　术后，张伯礼两腿出现血栓，需要静养至少两周才可出院，他干脆在病床上架起了小桌子办公，修改方案、参加视频会议、指导医护人员、回答患者的咨询，一刻也不停。张伯礼打趣说：“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了这里。”术后没几天，他又回到了江夏方舱医院。

　　“害怕、恐惧，都没有。”谈起这一次临危受命，张伯礼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总结。不过，武汉也让这位感情不外露的长者两次落泪：第一次是在武汉宣布解封以后，当年5月份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天津代表团会上，张伯礼回忆起这段经历，不禁哽咽了起来；一年后，他再次回到武汉，触景生情，不禁流下了眼泪。

　　2020年9月8日，张伯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此后，张伯礼一直没有离开疫情第一线。2022年春季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张伯礼赶到上海，主持制定了《上海市老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医药救治工作专家共识》等5个诊疗指南，在上海疫情一线工作了36天。

　　2022年12月，优化和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后，北京疫情最胶着的时候，张伯礼也在紧密观察着疫情的动向。

　　至于张伯礼自己，去年底感染潮来临时也“阳了”。“症状比较轻，一直没有发烧，浑身有点疼、嗓子干、咳嗽，一个星期就基本恢复了。”如同在武汉时做胆囊炎手术没有告知外界一样，张伯礼这次也是悄悄“阳”的。“武汉那次是为了稳定军心，这次也一样，感染过了我才告诉大家。而且我自己的经历也能给公众起到‘稳定剂’的作用，让大家不必恐慌。”

　　张伯礼为这三年感到欣慰，“一是我们不断与病毒斗争，取得了较好效果；二是中医药被广大公众认可了，发挥了更大作用”。

　　乘势而为

　　2022年，张伯礼被授予“国医大师”的称号，这是中医药行业的最高荣誉称号。

　　“我这一生一直学习和研究中医药、从事中医药工作、宣传推广中医药，从未想过会从事中医药以外的职业。我觉得我是为中医药而活的。”

　　而这一切始于偶然。

　　1948年，张伯礼出生于天津市一个普通家庭，为家中长子。16岁那年，张伯礼考入了天津市卫生学校。在一个冬日的雪夜，有一位年轻人突发急性肠梗阻，按理需要立即送至40公里外的医院进行手术，然而大雪封路，无法运送。危急时刻，乡里的一位老中医大夫开了一剂大承气汤，排出很多大便，病人很快转危为安。

　　这件事对少年张伯礼的触动很大。“就那么几味药，怎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呢？中医竟有这般挽救生命的奇妙能力。”他暗自思索，觉得中医有着无限魅力，他的兴趣点也转向了中医。刚开始，他一边自学，一边跟老中医请教；两年后，他便争取到“西学中班”两年脱产学习的机会，踏上了中医追梦之旅。

　　1979年，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张伯礼以高分考取了天津中医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前身)的首届硕士研究生。那一年，张伯礼31岁。

　　张伯礼毕业后，一边在医院坐诊坚持临床，一边留校任教，一边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他取得了一系列中医现代化研究成果，承担了高粘滞血症、中风病高危因素及先兆症、血管性痴呆的系统研究，制定了分型标准和诊治方案；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等。

　　上世纪90年代初，张伯礼创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医工程研究所，开展了舌象色度学和舌底诊研究。他还改进中药制剂及制备工艺，衍生出了中药胶囊、片剂、注射剂等多种剂型。当下被大众所熟知的“复方丹参制剂”等中成药，包括此次疫情中广泛应用的“宣肺败毒颗粒”，均是张伯礼的研究成果。

　　张伯礼主持的多项课题成果获得了国家的重视。据资料显示，张伯礼在2000年之后完成了30多个中药品种的二次开发，使年销售额过亿元(人民币，下同)的中药品种从两个增加到13个，核心技术推广应用于全国19个省市近百家企业。

　　“中医药产业的年产值从过去每年只有几百亿元，飞跃到了8000亿元的规模，中医类医院诊疗量占全国医院总诊疗量比重从原先只有8%，现在是17.5%。”回望这一路，张伯礼对自己的努力所达到的成果相当欣慰。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能驾驭形势的人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医药事业亦如此，我们应该乘势而为。”他用这番蕴含哲理的话语总结道。

　　勇搏精神

　　中医是一项非常注重传承的事业，近几年张伯礼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些年轻人。2009年，张伯礼在天津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一个“勇搏励志班”，旨在培养新的中医人才。

　　这个班上学生需要自觉遵循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比如每天早晨必须6点半准时起床，准时参加晨练，在操场上跑圈与打太极拳，结束后回到教室开始早自习，朗读《汤头歌》《药性赋》等中医古籍。此外，每学期也有一系列考评指标，包括在食堂排队时不可插队、每学期要读几本书籍、参加几次公益活动等。但凡学生没有做到其中任何一项，就会被班级除名。

　　“如果能坚持一年，我会颁发一张证书给学生；如果能坚持4年时间，学生毕业时我会为他写一封求职推荐信。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评奖学金、加分、提拔班干部等方面的好处。”

　　坚持下来是很困难的，以2009级勇搏班为例，一开始，1500多名新生中有近1100人自愿加入，一年过后还有500余人，再过一年，仅剩大约300人了，再过一年，就只剩下200余人。“大多数学生都败在了北方寒冬时节清晨6点多准时起床上。”张伯礼努了努嘴，表示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不过也有部分学生坚持下来了。其中一位学生给张伯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名学生在学期结束的感悟信上写道：“初入校园时，我背着一个书包、拉着一个行李箱，毕业了离开时我仍是这些行李，东西没变，变了的是我自己。经过4年在勇搏班的历练，我已经不再软弱，不再孤单，张伯礼校长给我的推荐信也‘无用’了。因为我知道，即使前途会有困难，我也一定能够克服。”

　　张伯礼说，他通过勇搏励志班以“精神激励”的方式做公益。而在“物质激励”方面，张伯礼创立了“勇搏基金”，给这个班里家境困难但努力学习的学生颁发奖助学金。

　　张伯礼介绍，“勇搏基金”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他所获的各类重要奖项，例如“吴阶平医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这些年他将这些奖金陆续捐给了勇搏基金，大概有六七百万元，此外还有一些企业的捐赠。贫困生因此每年可获几千元不等的奖助学金。

　　不过张伯礼认为，这只是“杯水车薪，资助额度太少”。他设想未来将勇搏基金的体量扩展至千万元级别，以后还把企业捐赠也纳入进来，统一形成“中医药发展基金”，使更多有志中医的年轻人得到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