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呼和浩特2月27日电 题：萨拉乌苏遗址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有何意义？

　　——专访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刘青瑜

　　中新社记者 李爱平

　　20世纪20年代，一枚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左上外侧门齿，打开了一个轰动世界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宝库。闻名于世的萨拉乌苏遗址到底有何秘密？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刘青瑜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萨拉乌苏遗址发掘过程是怎样的？

　　刘青瑜：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无定河镇大石砭村至大沟湾村。1922年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在大沟湾捡到三件石化的人类肢骨。1923年桑志华和法国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德日进组成考察队，在小桥畔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45种脊椎动物化石和一批石制品。后来，德日进研究发现了一颗八九岁幼童的左上外侧门齿化石，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人步达生研究，定名为“the Ordos Tooth”，即“鄂尔多斯牙齿”。

　　20世纪4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裴文中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两个专用名词。“河套人”以那颗“鄂尔多斯人牙齿”为代表，“河套文化”则由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为代表。

　　1956年至1960年间，内蒙古博物馆(现为内蒙古博物院)汪宇平先生在范家沟湾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并找到一件人类顶骨和一件股骨化石。

　　1978年至1979年，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在毛乌素沙地考察，发现6件人类化石和一些石制品，解决了多年来河套人所在地层不清楚的问题。1980年，中科院古脊椎所、兰州沙漠研究所和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文物工作站进行综合考察，发现人类化石11件。

　　2006年，由中科院古脊椎所和内蒙古博物馆共同主持对范家沟湾地点的考古发掘，发掘和采集到标本1000余件。202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科院古脊椎所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明确了两处发掘点的文化层，建立了与萨拉乌苏遗址早期考古发掘点的联系。

　　中新社记者：100年来，萨拉乌苏遗址都有哪些考古收获？

　　刘青瑜：萨拉乌苏遗址自20世纪20年代发现以来，其首要考古收获是人类化石，到目前为止，“河套人”化石共出土23件，出自原生地层的有额骨2件，枕骨、下颌骨、肩胛骨、胫骨各1件。

　　“河套人”的体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但保留着一些原始性，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简单，下颌骨较粗壮，股骨壁也很厚，髓腔很小等。这表明“河套人”属晚期智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河套人”的门齿和头部化石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

　　其次，共获得500多件石制品，除石核和石片外，石器占有相当数量。萨拉乌苏石器最突出的特点是器型非常细小，在文化传统上属于贾兰坡先生提出的华北地区“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峙峪系”(或称“刮削器—雕刻器传统”)，被命名为“萨拉乌苏文化”。

　　此外，共发现脊椎动物化石45种，包括鸟类11种，哺乳动物34种。萨拉乌苏河是黄河支流无定河的上游，又称红柳河，埋藏有大量动物化石。这些以披毛犀、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等组合为代表的典型动物群，被古生物界称为“萨拉乌苏动物群”。

　　萨拉乌苏遗址还发现有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包括羚羊、披毛犀、野马、野牛、鹿、骆驼、鸵鸟等，其中以羚羊的角和肢骨最多，说明羚羊是当时人们的主要打猎对象，古人类广泛利用羚羊角作为一种挖掘工具。

　　中新社记者：如何评价桑志华与德日进对萨拉乌苏考古发现的贡献？

　　刘青瑜：桑志华1914年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身份来到中国，从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25年，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行程5万多公里，采集地质、古生物标本达几十万件，创建了北疆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

　　1922年，桑志华在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一处十分丰富的化石地点。为扩大考察成果，桑志华邀请德日进来华，德日进1923年5月到达中国。他们在萨拉乌苏河两岸进行调查和发掘，找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偶蹄类、奇蹄类、肉食类、啮齿类等33种，另外还有鸟类11种。其中有一架完整的披毛犀骨架，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发现。这次考察发现的人类化石有两块股骨、一块肱骨。

　　值得一提的是，德日进在室内研究时，从众多羚羊化石中挑出了一颗晚期智人的门齿。这颗牙齿被混在桑志华1922年8月在萨拉乌苏河河岸砂层中发掘出的一批化石当中，当时没有被认出。这颗牙齿是中国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

　　中新社记者：萨拉乌苏遗址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有何意义？

　　刘青瑜：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因出土了著名的“河套人”和“萨拉乌苏动物群”而名扬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河套人”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所知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是探讨亚洲现代人直接祖先的关键所在。“河套人”的发现对后来著名的“北京人”遗址的发掘，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是亚洲出土第一件人类化石的旧石器遗址，对研究现代人起源及其文化进化和环境变迁等均具有重要价值。作为反映东西文化交流的代表性遗址，萨拉乌苏遗址为世界所瞩目，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刘青瑜，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社员。主要从事内蒙古文物考古、内蒙古地方史等研究工作。在《基督宗教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内蒙古社科规划特别项目《内蒙古文物考古概论》，专著《塞外苦耕——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1865—1950)》，2012年获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第四届政府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