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3日电 题：名士周珏良：为什么被认为“最有资格”搞比较文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天

　　同为北外曾经赫赫有名的“一老二公”，相较许国璋盛名在外的“许国璋英语”、王佐良的著作等身，周珏良并不算学术界的活跃分子。

　　王佐良曾说，搞比较文学，建立普遍诗学，周珏良是最有资格的，因为学外国文学的没有他中文根底深，学比较文学的没有他外文修养好。

　　周珏良曾说，自己就是翻译界中一个“打杂的”，这个“杂”字，或许就是他一生的某种写照。

　　“博雅之士”

　　天津周家显赫而特殊，周珏良的曾祖周馥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叔祖父周学熙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父亲周叔弢是著名实业家，1980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珏良十兄妹在书香中长大，家中楼下有两大间书房，收藏着古籍善本，那里是禁地，孩子们不能随便出入。三楼的三大间书房则完全向孩子们开放，屋中摆设像图书馆，书箱顶天立地。周叔弢规定，年终每个孩子都可以开出一个想要采购的书单，有求必应。

　　周珏良的国学水平是同龄人中的翘楚，不过，与大哥周一良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不同，周珏良最终选择了英美文学为终身专业。

　　周珏良1935年进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这一班学生中，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和他日后都成为了新中国外语教学界泰斗。

　　从二年级开始，他们要学纵横两个系统的课程，纵的方向有古典文学、中古文学、文艺复兴文学、18世纪文学、19世纪文学、现代文学，横的方向有诗歌、戏剧、小说和语言史等。中国老一辈的德、法、意大利乃至印度、希腊文学专家很多都是清华外文系本科出身，就与它这个全国无二的课程规划有关。

　　这个课程规划，是曾任代理系主任的吴宓参考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设置的。他明确提出，培养目标是造就“博雅之士”，使学生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而互为介绍传布。

　　周珏良说，雨僧(吴宓的字)师对外国文学的眼界是很阔大的，在制定这个课程规划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本科毕业后师从吴宓，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这可能也是周珏良日后从事比较文学的一个缘起。

　　翻译界“打杂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珏良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归国，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担任教授。但很长时间里，他连文学课都很少有机会教，多数情况下教的是语言，而且还数次被外交部借调去担任翻译。

　　后来成为他弟子的王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北外多数教授的英式发音不同，周珏良讲一口纯正美音。

　　他常常是被突然调走的，有时说明让他去干什么，有时什么也不说，走多久也不知道。回来后他也遵守纪律，守口如瓶。他给毛泽东做过口译的事，就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他才告诉夫人方缃的。

　　抗美援朝后期，他被调到朝鲜，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翻译工作。他在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的专家组，组里还有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朱光亚等人。第二年冬天，他才穿着一身志愿军的棉军装回家。

　　有一年冬天，他随刘少奇去开莫斯科会议，留下一张在雪地上的照片。中共八大邀请了很多外国政党代表团和记者参加，他担任大会同声传译。1961年，陈毅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随团前往。这是他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将近两年。

　　后来周珏良告诉方缃，做政治翻译尤其是口译很难，有些外国首脑说话有口音，他开始做口译时曾遇上一个印度代表团，说话难懂极了，而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辞令及语气又需要找到合适的词汇以把握分寸，听、记、想、说要同时完成，这种工作年纪一大就干不了。

　　李肇星1964年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外交部，进入北外的高级翻译班学习，教英语写作的是周珏良。在他的记忆里，周老师人长得潇洒，英文写作更潇洒。

　　有一次，李肇星写了一篇关于国际时局的文章，周珏良在改文章时告诉他，有些词用得不是地方，外国人读了不会喜欢，甚至会觉得莫名其妙。李肇星有些尴尬地辩解：“老师，我以前读小说、剧本之类的东西多些，看国际形势方面的东西太少。”周珏良打断他的话说：“小李，这样说就外行了。如果文学读得透，用好政治词汇应更不在话下。”多年后，已成为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回忆：“周珏良先生这番话，使我在此后的学习中受益匪浅。”

　　1975年，周珏良从北外调入外交部翻译室，担任副主任。那时他已年至花甲，不再担任口译，主要参与了《毛泽东诗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周恩来文选》上卷英译本的定稿工作。

　　他曾自嘲，数十年来自己是翻译界中一个打杂的，口译、笔译，政治、文学，外译中、中译外都搞过，都没有专门搞；对文学理论有兴趣，因之对翻译理论也经常注意，可也没有专门搞过。

　　1980年，周珏良离开外交部，回到北外。学生甘挥挺记得，他说自己身处官场终不自在，在书海中才如鱼得水。

　　倘然适意，岂必有为

　　80年代，当迟到的学术春天来临，王佐良埋首书桌，他留下的38部著作中有32部写于1980年之后。周珏良则不然，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会给自己规定每天写多少字的大计划，只是悠哉地过着闲适日子。

　　有一阵，周珏良答应要照着《唐诗三百首》的样子写《英诗三百首》。虽是答应，却总没有动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英语学习》杂志约他每期写一篇，他才写了8篇。

　　王佐良曾回忆，年过70岁的教授里，一直为本系学生开基础性文学课的只有周珏良一人。课程只是简简单单的“文学分析”，他喜欢苏格拉底式的交流，挑选若干首诗和一二部长篇小说，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分析，而他的插话和评论总是要言不烦。

　　“二公”是一生知己。王佐良说，与周珏良在一起感到舒服，两人经常一起买书，买完了找家饭馆一起喝酒吃饭。1946年夏他刚从昆明回京，周珏良用一上午时间带着他在门框胡同一家家吃北方早点。那些日子他们总在一起走路，边走边谈，也不怕路远，有时就在学校附近的田野里转着大圈子，有说不完的话。

　　书法是周珏良一生的爱好。他常常自己磨墨，找一张毛边纸，信意写上一首诗词，有满意的才收起来。夫人方缃说，他的字文雅漂亮，不媚不俗，不虚张声势，字如其人。他的工资要养家糊口，只能靠少许稿酬力所能及地藏墨，一次花三五元，零零碎碎攒了100多块墨。他专门收集过去不为人们重视的婺源墨，只是这墨哪怕再小，上面也会有精致的雕花和刻字。

　　夫人方缃说，丈夫在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幸运者。他历史清白，与人为善，政治运动几乎都没有冲击到他。他心里干净，无论什么事，他都能坦荡、豁达地面对，少有愁闷。

　　他爱小酌，黄酒、啤酒、朗姆酒，有什么喝什么。上完课后，他常在校门外的小酒馆里独酌。学生们都碰上过，有时也陪他喝一点，天南海北地聊天，从西南联大旧事聊到文学诗歌。

　　他喜欢美食，总有好胃口。小时候家中讲究，吃淮扬菜，长大后，他到哪里都四处发掘好吃的。国家越来越重视知识分子，开始每月为老专家发放100元补贴，家人都想着这下他可以每月下一次馆子来满足口福了，可惜这制度还没来得及实施，他就去世了。

　　他走得干脆利落。1992年10月16日清晨，他突然说胸闷，不到5分钟，急救车、大夫都未赶到，他便离开了人世。

　　老友冰心听到消息，送来一张短笺：“珏良走了，丢掉沉重的外壳。”大哥周一良写了挽联：诗精中外，书追晋唐；生也悠游，去得潇洒。

　　晚年他因学术写作曾研究晚唐名家司空图的《诗品》，他告诉女儿周启朋，诗有性格。

　　周启朋问道，那你是什么性格？他指了指《诗品二十四则·疏野》：“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拾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屋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他说，这就是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