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体质命案”量刑差异较大 一刀切现象凸显(图)

　　原本普通的争执，因为诱发被害人疾病导致死亡。这类命案定罪量刑在学术界和司法实务中存在分歧，也令办案人员头痛——

　　特殊体质命案的罪与罚

　　两名船员在船上作业时因口角引发肢体冲突，导致一方心脏病猝发而亡。近日，山东省荣成市法院一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船员林某有期徒刑三年。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被害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冠心病猝死，这类案件通常被称为特殊体质命案。

　　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贾朝阳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办理特殊体质命案存在诸多困惑。比如，特殊体质人因自身疾病死亡了，殴打他的行为如何评价？殴打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些行为所反映出的嫌疑人主观恶性如何评价？

　　“诸如此类问题的存在，导致每一起特殊体质命案的办理不但耗费大量司法资源，而且个案处理结果迥异并且量刑差异较大。”贾朝阳说。

　　特殊体质命案呈递增趋势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彭现如解释说，“特殊体质命案”是指在发生肢体冲突时诱发了特殊体质者死亡的情形。

　　2013年9月30日，河南省平舆县闫某与陈某因为电费发生口角，朝陈某脸上打了一巴掌，陈某突然仰面倒地，脸色乌青，不省人事，赶来的急救人员也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法院审理认为，闫某在与陈某发生争执时，动手打人，使陈某重症冠心病急性发作致心脏病猝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已经赔偿，得到对方家属谅解。最终，闫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北京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专家李长荣介绍说，“特殊体质(致死)”在医学上指的是病理上没有明显的改变但立即死亡的情形，在目前办理的大多数特殊体质命案中，被害人均有器质性病变，因此刑法学中的“特殊体质”与医学上的“特殊体质”是有区别的，不能混淆。

　　记者了解到，这类案件的特点是，大都由生活琐事引起，行为人对被害人特殊体质情况不知情，有些竟互不相识。比如，2012年1月，郭某在遛狗时与崔某相遇，两人的狗互相咬架，郭某的妻子因此与崔某发生口角并互殴，导致崔某头面部轻微损伤，崔某因冠心病突发而死亡。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孙庆宏表示，近年来，这类案件有上升趋势。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2年，该院共办理7起特殊体质命案，被害人除一例为先天性动脉瘤外，其余均为后天性的心血管、心肌病。记者调查发现，冠心病也是特殊体质命案主要死亡原因。

　　“近年来，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心血管疾病逐渐成为人们高发病种之一，特殊体质命案也在呈现递增趋势。”贾朝阳分析说。

　　同案不同判

　　“遇到这类案件很头疼。”彭现如说，特殊体质命案的定性可能涉及刑法中四种情形，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死)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以及意外事件的认定，但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往往存在各种分歧意见。

　　2010年5月，张雪峰、张贺在北京市房山区迎风二里小区，因琐事与80岁的王长俊发生口角，并对其进行踢踹，导致王长俊心脏病发作死亡。后张雪峰赔偿王长俊家属5万元。张贺系累犯，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张雪峰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010年6月，力三在北京市海淀区野趣园俱乐部与洪勇等人一同唱歌、饮酒至凌晨，后洪勇等人准备回家，力三因不满他们先行离去而发生冲突，用拳猛击洪勇头部，将洪打倒后又连续踢踹头部、上身致其当场昏迷。力三将洪勇送到医院后，借故逃跑。洪勇因头部被击打导致左侧颈内动脉瘤破裂，脑疝形成，呼吸循环衰竭，经医治无效死亡。力三赔偿死者家属2万元，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上述两起命案，都是以故意伤害定罪，但最终的判决结果相差甚远。两起案件很明显区别是，一起被界定为轻微殴打，另一起则被认为有严重暴力殴打情形，判决结果是，前者轻刑后者重刑。

　　记者发现，多年来全国各地在办理特殊体质命案时，呈现出“同案不同判”现象。比如，上述提到的两名船员口角之争案，林某气头上打了单某两巴掌，并踢了他大腿一脚，还拿着一个重约2公斤的钢圈打向单某腰部，之后单某突然抽搐倒地口吐白沫，最终死亡。从基本案情看，林某的殴打行为程度与前述案中张雪峰、张贺的行为程度相似，但林某最终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区别于张雪峰、张贺的故意伤害罪。

　　这种“同案不同判”现象，遭到诟病。那么，特殊体质命案为何各地判决结果迥异呢？

　　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分析认为，背后的原因是各地办案时判断的重点不同：有的重点是对于行为的判断，有的是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也有将重点放在嫌疑人的主观罪过判断方面。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是不同的，解决的出路也是不一样的。

　　“一刀切”现象凸显

　　司法实践中，特殊体质命案办理还呈现出“一刀切”现象。罪名高度统一，以故意伤害罪定罪，但量刑结果差异甚大，北京地区尤为突出。

　　“办理此类案件的基本处理原则是‘打死人，要承担责任’。所以实践中不能突破这个原则。从2010年开始，命案都集中在中院审理，这类案件一般都是定故意伤害罪。”孙庆宏表示，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一般是如果鉴定没外伤，基本都判缓刑，构成重伤的则判实刑。

　　司法实践中，定罪为故意伤害罪的特殊体质命案，有些案件的量刑较轻，并不符合法定刑罚。彭现如介绍，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需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走程序，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也影响了办案进度。希望立法能够考虑到特殊体质命案的量刑问题。”

　　彭现如还告诉记者，民事赔偿也是此类案件最终能否“案结事了”的重要原因，且个案之间赔偿数额差异较大，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

　　“目前这类案件的司法文书也普遍缺乏说理性。”贾朝阳介绍说，在特殊体质命案司法文书中，往往一方面简单认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伤害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伤害的行为”，另一方面简单指出“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这样笼统的论述。“这样的司法文书不仅对个案没有说服力，同时也掩盖了不同个案之间的差异。”

　　“除了法律理论认识偏差，受功利主义目的左右，认为只要可以案结事了就不再细究其他问题，也成为这类案件处理混乱的原因之一。”一位办案人员认为，有个别司法者在处理特殊体质命案时为了平复被害人近亲属的过激情绪，避免缠访、闹访，便抛开刑法理论和逻辑，优先考虑适用处罚较重的故意伤害罪，以重罪重刑为威慑迫使被告人尽量高额对被害人近亲属进行经济赔偿以换取较低量刑。“事实上，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被害人近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进一步无理缠访、闹访以求更多赔偿的现象，可见‘以刑压民’并不能真正化解矛盾。”

　　尸检鉴定缺乏行业标准

　　实践中，特殊体质命案的被告人行为在鉴定意见中都称为“诱因”，这个诱因在导致被害人死亡中到底起到多大作用，会影响最终判决。所以，法医们的鉴定显得尤为重要。尸检鉴定意见中死因究竟是什么很关键，什么疾病最终造成死亡，导致这种疾病发作的因素有哪些，都是鉴定意见中应该明确的。

　　李长荣介绍，特殊体质在命案中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占多大比重的鉴定问题，现在法医学界没有相关参考标准，实践中鉴定起来也比较困难。“可以理解为没有国内的行业标准，因此关键还要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死者死亡。”

　　“一般的，我们认为一个患有脑梗的被害人，在案发当时就有症状出现并死亡，可以认为有因果关系，但如果案发几天后出现死亡，我们在尸检意见中很难认定嫌疑人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北京市公安局司法检验鉴定中心鉴定专家徐华认为，目前这类案件处理都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嫌疑人的殴打行为在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中，所占的比重和程度很难量化判断，即便是参照医疗事故的标准，应用起来也挺费劲，因此这种参与度的鉴定实践中很难做出。

　　“关于因果关系的归属，英国把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一个特殊体质的被害人死亡，这个事实是有的，因此事实的因果关系肯定是存在的，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要肯定。日本也是这样，对于存在事实上因果关系的事件，很少有否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情形。”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楷认为，对于特殊体质命案，关键问题不在于因果关系的判断，而在于对嫌疑人主观罪责的判断。“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既不存在故意也不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就是意外事件。对于特殊体质的被害人，我们定罪不能学德日韩。德日韩是暴行罪，法官量刑轻。而我国刑法中没有暴行罪，而故意伤害罪较宽，把殴打、一般暴力都定性为‘伤害’，而一般殴打行为所反映出的主观心态多是过失，顶多定过失致人死亡罪。”

　　应破除“重罪”阴影？

　　“特殊体质命案的处理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被害人虽然有特殊病因，但是行为人打死人了，被害人家属的诉求是不能不考虑的，所以即便从法理上认为这是个意外事件，司法机关还是要处理。”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认为，实践中大多数特殊体质命案都定了故意伤害，是相对比较重的罪，其实有些案件不能排除行为人的过失心态，但要得出过失的结论，就要对他的预见可能性进行判断，行为人有殴打行为，这种殴打是故意伤害还是其他，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行为人是过失还是故意，定罪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于这种动辄打人，打击强度又较大，被害人身上有伤的情形，这类案件我个人倾向原则上定故意伤害罪，这样定罪处理也比较便捷。而对于被害人过错明显的，可以以意外事件处理。对于轻微殴打的行为人，导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的，可以考虑按寻衅滋事定罪处理，既进行了刑事处罚，又考虑了量刑。而对于主观上没有故意的，可以考虑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总的来说，要考虑刑法的目标是规范，原则上能进行判断的，按照罪责相适应原则处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建议。

　　学界对于特殊体质命案定罪争论不一，各地司法机关也不断在寻求解决之道。

　　2014年5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印发了《特殊体质命案审查重点基本规范》。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办理案件程序三方面明确了详细的审查重点。依据该规范办理的鲍吉祥、文佳故意伤害一案已经在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这让彭现如充满了期待。

　　鲍吉祥、文佳酒后与一老汉发生冲突，并动手打了老汉。当天晚上，老汉回家后感觉不舒服，半夜去了诊所。但第二天，有人在诊所门口发现老汉已死。后鉴定死因为心脏病发。

　　“案子虽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但不排除过失致人死亡的定性。”彭现如告诉记者，关于特殊体质命案的审理，法院和检察院都颇受定罪问题困扰，但都在有意识地朝着更为人性化和合理的方向努力。“相关的立法建议，也已经在筹备阶段。”

　　根据刑法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本法另有规定除外。

　　“还应合理定位‘命案’管辖。”贾朝阳介绍说，根据管辖相关规定，除比较典型的过失致人死亡案(多为技术作业过失)仍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外，其他包括殴打特殊体质致死等“命案”实际上均提至中级法院管辖，这其实在无形之中给公民甚至给司法者本身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错觉——只要是上升至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就必然是重刑案件，这为特殊体质命案在管辖上投射了一层“重罪”的阴影。

　　贾朝阳认为，可以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发生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与刑诉法“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并列为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防止以管辖决定罪刑轻重的不当影响。

　　“希望随着法治发展，这类案件不要都以‘故意伤害’来处理，能够真正地根据证据和法律进行处理。”孙庆宏说。(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冯建红 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