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煮酒与绿豆熬汤

　　——新版电视剧《三国》纵横谈

　　编者按：95集新版电视剧《三国》播出已近尾声。伴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观众的争议之声始终持续不断。本报记者采访广西几位著名学者、导演、编剧，他们各抒己见，有争鸣，也有赞赏，有的甚至不吝赞美之词。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且看专家如何评说——

　　人物塑造 孙权得分关张失分

　　记者：或许是老版《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等角色刻画得太经典，新版《三国》在人物塑造上引起比较大的争议。我们不妨从人物塑造上开始谈起。

　　彭匈：实话说，刚看到片花，我就喜欢上新版《三国》了。先是它的色调。整部剧以一种近乎黑白片的冷峻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便很有那个冷兵器时代的凝重、沧桑、杀伐和大气。

　　至于人物和情节，看到十集以后，新版《三国》方才站稳脚跟，往后便是渐入佳境了。先说曹操。这个人物的分量，关系到整部剧作的成败。无论史志还是演义，都给他定了相同的调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史志偏重于前一句，演义偏重于后一句。这两句话，演员要准确演绎出来，却非易事。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时，有一句话最为精辟：“宜笑反哭，宜哭反笑，奸雄哭笑，与众不同。”这大抵可以作为一种表演的依据。鲍国安是我很喜欢的演员，但我却更能接受陈建斌的曹操。为何？两个字：长相。鲍国安表演是到位的，但这个演员骨子里透出的却是凛凛正气。须知曹操小字阿瞒，他除了雄心和远志，还有奸诈与冷酷。相比鲍国安，陈建斌从长相到表演两句兼得。三国人物设计，固不能太戏剧化，但也不可截然抛开戏剧。毕竟戏剧形象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不仅深刻，而且顽固。曹操那张油白大脸，陈建斌比较接近。

　　说到人物造型，戏曲中各种角色行当，那是分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能含混的。比如吕布、周瑜、赵云，属武小生，那是绝对不能挂胡子的。倘若戏台上这三位爷出场，白袍银铠，加上一部胡须，无论长须短髭，都要被观众轰下台去的。新版《三国》中却偏偏让周瑜和赵云留了两撇小胡子，而同是年轻气盛之人，吕布该长胡子的地方却寸草不生。电视剧是大众观赏的东西，还是把周公瑾和赵子龙唇上那两撇小胡子刮掉，向吕奉先看齐为好。

　　当然，我也并非主张什么都得忠于原著，一点也改不得。倘是那样，刘备“双手过膝，两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照此化妆出来，那岂不是个怪物！

　　说到吕布，请了台湾的何润东来，还是很值的。吕布高大威猛，有勇无谋，好色贪财，动辄跳槽。何润东演得好极。

　　选演员，顶顶要紧的是那双眼睛。周瑜、赵云眼中要有英气，诸葛亮眼中则要有智慧。陆毅常常给人一种冰雪聪明的感觉，那双眼睛，确也时时都能流露出智慧来的。相比唐国强，陆毅似乎又显得嫩了点，缺少一份从容和自信。人们从他的表情中，读出的经常是《出师表》中那“夙夜忧叹”四个字。

　　刘备，天下枭雄。这点连曹操都认账的。《三国演义》为了渲染刘备的仁德，把他的枭雄气质大大软化了，花了很多笔墨去写他的眼泪，“玄德泣下曰”、“大哭曰”、“大恸曰”、“执手垂泪”、“涕泣而别”等等，不知凡几。这哪里是个素有大志的乱世枭雄！简直就是个涕泗横飞的哀哀妇人。新版《三国》却为刘皇叔正了名。虽是贩履织席小手工业者出身，却有皇族血统，还有一身好武艺。刘备的双股剑，三英战吕布，那是上得了大场面的。

　　这次正名成功的，还有一位鲁肃。以往的他，谦谦君子老好人一个，甚至让人感到，他从始至终只做了一件事——和稀泥、打圆场。《三国志》裴注引《吴书》说：“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这回的鲁子敬，基本回复到了史志中的原貌。剧中他与孙权的争谏，与周瑜的激辩，都显出了这个奇男子的品格和个性。

　　新版人物最成功者，我看要数吴主孙权。《三国志》对他作曾过这样的描写：“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可见胆力过人。曹操不轻易赞人，他都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回的孙权，处处体现出了后生可畏的挌虎精神。

　　新版《三国》不太能够满足人们期待的，我认为是关张二位。关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那是个大神。电视剧虽不能按神的规格塑造，但于荣光那面孔，离“丹凤眼，卧蚕眉，重枣脸”实在是远了些的。至少他那面容不够饱满。旧版《三国演义》那位关云长，据说海外来购版权的人一看，当场就拍板了。张飞“豹头环眼”尚可，至于“燕颔虎须”，却有些距离。张飞的胡须宜短宜硬还宜倒竖。再者他在第五十四回还掀翻了诸葛亮的案几，指着鼻子厉声斥责诸葛亮，须知此时已是赤壁大战过后，诸葛亮威信早已高耸入云，张飞同诸葛军师的关系亦极融洽，哪里还会出现这种局面？新版《三国》败笔虽不算多，这却是明显的一个。

　　陈纸：《三国》中对曹操的塑造尤为成功，吕布与貂蝉的情感也是一种强于原著的发挥，董卓的戏也很有意思，陈宫等人物的形象也很丰满。《三国》里的人物不是让人只记得演员，而是人物本身的魅力散发了光辉，这些光辉的产生，是源于细节，很多细节是编剧的想象，编剧让历史人物走下神坛，还原为人，更加真实，更加有感染力。比如董卓的一声喷嚏、曹操一边屙尿一边与陈宫谈论天下大事等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故事情节 因循逻辑突破局限

　　记者：新版《三国》一开播，观众们就发现，上来就是“曹操刺董”，流传几百年的“桃园三结义”竟被省略。而随着剧情的发展，人们发现新版《三国》在故事情节上有诸多偏离原著《三国演义》的任意发挥，这是否会让许多熟读三国故事的观众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黎启宁：编导者既然用了“三国”而不是“三国演义”作为标题，这就表明了他们的想法和追求，是想在“似是而非”上来重新讲述自己的“三国演义”。我觉得新版《三国》的故事对原著许多过于简单化的地方进行修补和加工，使原来的故事更加充实饱满，迎合了现代人的观感与理念，也可以说编导是对原著故事注入了新的思想。作为一部初具史诗风格的历史文化片、历史政治片、历史人情片，新版《三国》无疑为名著改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新鲜的、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实践了把传统名著搬上荧屏的新突破、新追求。我认为，新版《三国》最值得推崇的是在剧作上的突破。

　　电视剧开篇就是“曹操借刀刺董卓”，既让观者耳目一新，又让人感觉“似曾相识”，觉得这故事既熟悉又新鲜，正如导演高希希自己所说的，“我说的是故事，既不是史，也不是演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作思想作为指导，为整个剧的编、导、演等各部门的创作打开了大胆创新的思路！

　　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更是《三国》最有特点的地方：小说里“十八路诸侯会盟”是因为曹操的檄文而汇集的，在《三国》里，曹操只是为了能在众诸侯面前争到一席之地而“矫召”，这样既符合当时曹操的地位、处境，也刻画出 “一代奸雄”曹操的为人处世之道。

　　电视剧《三国》剧作结构也许是受到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采取了单一而多变的形式。“单一”是指全剧采用了观众熟悉的以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组织故事的“单线纵式结构”，围绕汉室四百年江山即将崩溃，中原群雄纷起逐鹿，三国鼎立各踞一方，魏国扫平蜀吴一统天下这一大的历史事件贯穿到底。“多变”是指每一故事情节中时间、地点、人物的变化及戏剧矛盾突出的错综复杂。如第一集，校尉曹操因为官职低微未受到邀请而私闯大司徒的“寿宴”，曹操抚掌大笑满座大丈夫，口出狂言自己弹指间能取董贼首级悬于宫门！被王允赶出了大堂。然而这戏剧性的一笑一逐，曹操转而却成为能使王允委以重托的“荆轲”！——这样的剧作结构形式正是历史人物的真实、故事情节的戏说与戏剧逻辑的统一，这就是历史名著在改编上的突破。使观众在欣赏长篇影视巨作中，既看到了熟悉的故事，小说中人物的性格也得到了丰富，又不为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所局限。

　　陈纸：小说《三国演义》第一章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而到了电视剧《三国》中，变成了《曹操献刀》；原著第二章《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到《三国》里成了《诸侯聚义》。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毛病，只要逻辑讲得通，故事有脉络，结构作些调整，是完全可以的。《三国》毕竟不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不是陈寿的《三国志》，而是朱苏进、高希希的《三国》。《三国》不过是一部电视剧，不必拿“历史剧要尊重历史”的标准来评价《三国》。何况，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不是历史，而是文学创作。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说事，陈寿非被罗贯中气死不可。　

　　观众希望把精神自传、理想和灵魂放在《三国》里，剧中人物要附注上当代人的思维和观念，编导更是强调要用现代观念来拍摄《三国》。从这个要求上来说，我倒觉得电视剧《三国》与电影《赤壁》比，对三国的故事“演义”得还不够。吴宇森认为：赤壁之战的源起，就是因为曹操要把周瑜手中的小乔夺到手。如此大胆的“解读”，在《三国》中没有，编导的总体立意还是《三国演义》的主题，编剧的历史观没有超越罗贯中。尽管编剧朱苏进扬言要“创造一个新世界”，“要给三国故事一种新的阐释”，但还是没敢大刀阔斧地实现自己的创作野心。总的说来，《三国》对故事稍作了调整和删增、讲究画面构图、情节紧凑舒缓，为适应年轻人口味，增加了女人的戏份，虽然缺少更有新意的大手笔，但也算是一部比老版《三国演义》成功得多的三国剧。

　　改编名著 破立价值观必当慎重

　　记者：将古典名著搬上荧屏是一项浩大的艰巨工程，如何在既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又融入时代风尚？

　　匡达蔼：把电视剧《三国演义》和新版电视剧《三国》相比较就会发现，过于好古或者过于趋新都是一种病症，也是进步的障碍。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拿捏得到位，真的很难。站在历史面前，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最佳的道路在哪里。

　　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年首播就引起广泛关注。据当年的策划者说，拍摄《三国演义》，是全国文化界在北京亚运会后最大的一项工程。策划背景是，北京亚运会取得巨大成功后，我们要找到这种成功的文化自信。据官方统计，《三国演义》在全国收视率高达46.7%，超过了新闻联播。电视剧《三国演义》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给学生讲解的历史电视剧研究的范例，基本评语就是，史诗般典雅的正剧风格，端庄凝重，体现“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汉晋风骨，但也有过分强调“写实”之失。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远非北京亚运会的成功所能比。北京奥运会前后，新版电视剧《三国》就开始被策划。这个时候，策划者没有再去寻找大国崛起的文化自信，他们更多考量的是资本与利润的最大化。三易其主，高希希才接手导演《三国》，当时的卖点就是，该剧是迄今为止中国电视史上投资数额最大的电视剧之一。时代在变，我们的趣味也在变。三国那个时候，青梅煮酒，品评的是英雄主义气概。今天的时尚，按悟本堂的方子，用五斤绿豆熬一碗清汤，就长条茄子生吃，那是“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恶俗。在这样的时候重拍《三国》，变化是肯定的。关键是怎么变。变化本身就有“生成”与“毁坏”之异，“形成”与“毁灭”之别。新版《三国》首要的是基调变了，《三国演义》是“拥刘反曹”，新《三国》是“拥曹轻刘”，曹操的戏份加重了，前五六十集基本是曹操传记，忽略了刘备集团。导演让刘备、诸葛亮走下神坛，却又扶着曹操、司马懿走上神坛。为配合和适应这种变化，导演把诸葛亮和刘备，诸葛亮和周瑜、鲁肃，诸葛亮和司马懿三组重要人物关系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写。

　　变与不变是一对辩证关系，要解释变化，首先要把不变化的东西讲清楚。万变总有不离其宗之处，万变总有大本大源的纲领变不了。有史家认为，三国时代还是一段小春秋，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随曹操刘备孙权造成三分鼎立的，不只是君臣一伦的名分，也是朋友一伦的道谊私情。当时的朋友，实际内心也是个人主义。从文化基调上讲，三国，依然是道家作底，儒家作面，依旧沿着两汉旧轨道前行，为社会大人群建立理想，也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带有宗教热忱的战国精神。这些都成就了三国正统的政治观念，并逐步积淀成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导演要做的就是以艺术的名义，对此做出准确的发现和阐述，对基本的伦理价值观做出回应。可是新《三国》变了。依循这种人物关系进行改写，把人们熟悉和喜爱的历史、人物，进行价值转换，一不小心就步入了另外一条文化歧路：只讲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君臣之间的背叛，兄弟之间的杀戮，国与国之间的血腥争夺。这意味着颠覆三国流传民间、滋养千年的天、地、人、神的大义，缺失时代的大义，鲜有家国情怀和忠义观念。其实，要树曹操为先进典型，与想解构诸葛亮一样难。《三国演义》最杰出贡献之一就是塑造了融忠诚与智慧于一体的人格神诸葛亮，以及进入中国人的神性信仰世界的讲义气的武圣关羽，仁义刘备、奸雄曹操、尚勇赵云等等。什么时候的中国，总是有人想梦回三国，那时候可以追寻自己的战场与机遇，追寻自己的战友与主公，追寻自己的战斗与梦想。

　　我们这个时代是生产市场英雄而不是古典英雄的时代。在都市生活的快节奏中，曾经的古典英雄也会非常合理地转化成为大众传媒的共谋生产对象。新编和改编经典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以后会更多，用艺术形象解释历史的工作仍将继续。艺术在今天，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人如何不需要确定而生活。大多数人，都需要某些确定的信仰或事实，才能安稳的生活。我们的导演，如果要成为艺术家而不是资本时代的匠人，就要不断地在不确定中探寻，永远保持对那些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思考的热情，所谓“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这个被市场之手操纵的狂欢场景中，塑造出古典式的“文化英雄”。

　　彭 匈 广西著名作家、学者

　　匡达蔼 广西影评人

　　黎启宁 广西电影制片厂导演

　　陈 纸 广西青年作家、编剧

　　本报记者赵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