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受害者·解密

　　-被“特别移送”的

　　大部分是抗日地下情报人员

　　1938年3月15日黎明，侵华日军佳木斯宪兵队和富锦宪兵队突然袭击，将正在集贤镇开会的中共富锦县委书记冯玉祥等5人逮捕，四个半月后，这些人被“特别移送”至石井部队。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彦君介绍：“‘特别移送’是关东宪兵队及731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移送’的去处只有一个，就是石井的731部队。从进入731部队驻地开始，被‘特别移送’的人就不再有名字，而只有编号。731部队将被实验者称为‘马路大’，这在日语中是‘圆木’的意思，在这里，他们被当作实验材料。”杨彦君还介绍，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规定并实行“特别移送”，1943年再次下发文件，把“特别移送”人员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

　　记者在哈尔滨社会科学院731研究所翻阅当年的“特别移送”档案资料，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些受害者大部分是被日本宪兵队以“苏联谍者”名义抓捕的。经过研究人员走访，这些受害者中，不少人都在被捕前以各种方式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武装。此外，名单中还包括中国战俘和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档案中，不乏“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等词语。

　　金成民介绍，被“特别移送”的人士，经过秘密审讯后，不经法庭审判，直接交送731部队用作人体实验材料。如冯玉祥，只有“特别移送档案”，研究人员综合查找，未发现其他相关信息，至今也未能找到冯的家属。金成民表示，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的人，许多都是无名的抗日志士，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组织，但都是在隐秘战线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人员。他说：“他们的身份是不公开的，这样的人太多了。”

　　-受害者被换上日军军服

　　秘密运送到731部队

　　“我从小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几层警戒，根本无法靠近，不知道里面是做什么的。”今年75岁的赵桂芳老人告诉记者，她就住在731部队驻地周边的村屯，1945年731部队撤退后，未销毁的带菌老鼠和猴子窜入周围3个村屯，引发霍乱，导致197人死亡，其中包括赵桂芳家的多名亲属。

　　731部队周围常年戒严，即使在731部队内部，也有严格的互相保密规定。“为了掩人耳目，被特别移送的人员都穿着日本军服，并由专门的囚车运送。”金成民介绍，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就意味着不可能活着走出来，甚至死亡的消息都不会被亲属知道。

　　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作为特种部队的731部队提前接到指令，忙着销毁罪证提前撤退。他们炸毁了主要建筑，还将400余名“马路大”全部用毒气残忍杀害。

　　731受害者·取证

　　-跨国调查得到日本老兵协助

　　1997年10月,金成民在黑龙江档案馆发现了66件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原始文档,是证明731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最有力的罪证史料。这份1467人的名单，就是数年来通过查阅寻找各地档案馆日本“特别移送”档案总结而来。

　　金成民告诉记者，到日本取证时，曾担任过“特别移送”任务的原日本宪兵提供了有力证据。原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承认，他曾押运沈得龙、王耀轩等4人作为“马路大”送往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这几人是当时中共大连地下交通站的成员，以照相馆作掩护，用电台发送情报，就在他们被捕前的瞬间，还发出了一条情报。

　　金成民还告诉记者，跨国取证期间，曾经得到过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从小生活在中国的山边悠喜子就是其中一位。

　　记者在哈尔滨采访时，恰好遇到山边悠喜子老人，她告诉记者，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后来这支部队被编入四野，作为解放军部队中的一名医护兵，她跟随部队一路打到南方，1953年才回到日本。回国后，她和志同道合者组织成立了“731部队展览实行委员会”，通过物证和知情者的证言，向日本人民揭露731部队为发动细菌战而进行人体实验的罪行。

　　“石井回国后，威胁731部队老兵：谁敢对外说实情就杀了谁。”山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社团曾于1993年在日本组织了一场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行展览，在那次展览上，三尾丰到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开场白是：“我不是人，我是鬼。”

　　金成民告诉记者：“许多日本老兵也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三尾丰在去世前几天不顾医生劝阻，一直开着录音机叙述自己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