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遇险遭土匪抢劫

　　1918年冬，由于连年战争和经济的萧条，国内工业停滞，食品和燃料不足，市内街道上路灯昏暗不明，商店大门紧闭，加上满街都是严重妨碍交通的雪堆，这一切为偷窃、抢劫和土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尽管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种种措施同各种犯罪活动作斗争，但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等犯罪活动仍然相当猖獗，城市混乱秩序依旧。1919年初，列宁也成了一次土匪抢劫的受害者。

　　1月19日晚上，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居住的学校里要举行儿童节庆祝会和枞树联欢会，请求列宁他们在规定时间以前到达，以便参加这次节日庆祝活动。于是，列宁和随行的同志在傍晚6点左右出发了。因为是节日，大街上熙熙攘攘，在去索科里尼奇的公路上也有很多行人。当车开到一个拐弯角上，突然在远处响起了口哨声，这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但并没有对此特别重视，仍旧继续赶路。然而，在车驶近铁路桥的时候，突然响起了吆喝声：“停车! ”这吆喝声是几个站在路边的人发出的。

　　列宁一行以为遇上了检查证件的民警，于是就叫司机把车停下了。因为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值勤民警拦车检查是常事。列宁的车以前也被拦过几次。有一次，列宁的司机没有注意到民警要求停车的信号，继续开车。情急之下，民警开枪警告，差点闹出误会。然而，这次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拦住汽车的家伙(一共有3人)刹那间把他们都赶下车来，列宁出示了通行证，但那伙人并不感到满足，竟把手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并开始翻抄他的口袋，搜走了勃朗宁手枪和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因为那时民警还没有穿制服，列宁和随行的同志都不清楚到底在同谁打交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列宁便对他们说：“我是列宁。”但是他们并不理会。随行的一个同志冲向那个仍然把枪口对准列宁太阳穴的家伙喊道：“你们要干什么，要知道这是列宁同志！你们是什么人，拿出证件来。 ”

　　那个家伙冷笑一声，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对刑事犯来说，不需要任何证件。 ”

　　三个强盗跳进汽车，把手枪对准车外的列宁他们(其中一个肤色黝黑、长着一副十足强盗嘴脸的家伙，做的动作特别凶狠)，随即开足马力向索科里尼奇方向疾驰而去。

　　随后，列宁一行向过路人打听到了索科里尼奇苏维埃所在地，找到苏维埃主席，要了一辆汽车，并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报告了出事经过。列宁对事情的发生很不满，说这太不像话，竟然就在苏维埃的鼻子底下拦路抢劫。他质问苏维埃主席，他们这里是否常常发生这种事。苏维埃主席回答说，这是常有的事，他们正尽一切努力同匪徒作斗争，但收效不大。列宁摇摇头说，再不能容忍这种不成体统的局面，必须更有力地同匪徒作斗争。汽车来后，列宁等乘车去林间学校参加枞树联欢会了，虽然他们的情绪同整个晚会的气氛不太协调。

　　与此同时，这个案件使全俄肃反委员会和侦讯处大大地忙了一阵子。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就在当天晚上，列宁乘坐的汽车在城市的对面，即靠边克里木桥沿河岸的那条街上找到了。由于街道上堆满了雪，汽车陷入了雪堆，那几个强盗就分散逃窜了。汽车旁边躺着一个被打死的民警和一个红军战士。后来查明，那天晚上全莫斯科被强盗打死了22个值勤民警。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袭击列宁汽车的那伙强盗才被缉拿归案 (其中一部分人在进行武装反抗时被击毙)。这是一伙无恶不作的强盗，是一伙杀人越货、作案累累的惯匪。后来，其中一个强盗在审讯时交代说，“由于酒醉”，起初他们似乎还没有弄清楚同谁在打交道，他们听到的仿佛是列宁，他们在仔细看过证件之后曾经要返回来，想要打死列宁。一个叫雅柯夫·科舍尔科夫的(这群匪徒的头目之一)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干了些什么，要知道乘坐这辆汽车的是列宁。要是我们追上他并把他打死，那他们就不会想到我们身上来，而会想到反革命身上去，那时就有可能发生政变。 ”

　　遭劫事件对列宁触动很大。后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这次抢劫事件作了评论。他写道：“假定你乘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你才能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我给’你钱、手枪、汽车，‘你让’我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是‘原则上不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枪械再去打劫，我本人遇到的一次情况中，他们正是这样干的，后来都被逮捕和枪毙了。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 ”

　　这一次，列宁没有付出很大代价把强盗摆脱了。“妥协”起了作用。在列宁遭劫事件之后几天，莫斯科进入军事状态，同匪徒的斗争大大加强，市内秩序也很快变得比较安定了。

　　季正矩　(摘自《列宁传》，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