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人仍满怀期待， 恨只恨自家人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个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

　　最后，美国人也找到一个借口，为自己的背信开脱，这个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个换文，是在日本的压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利。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样。据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载录的陆徵祥1919年4月22日电文，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1918年9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出版的反映这段历史的《秘笈录存》在收录了陆徵祥这份电报之后，随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人欧洲来电”，这个某要人明显系指梁启超。这个欧洲来电非常明确地说，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西方误以为是中国为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所以，“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该书在收录这篇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这个电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的有点儿区别，但有这么份电报，而且把和会上中国的失败，归罪于“一、二”订约之人，的确是实情。于是，接到电报的梁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披露了梁的电报内容，直接点燃了“五四”的游行示威。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订，林长民在此时，通过国务院方面，探听到中国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情况下，也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遂自撰《山东危矣》一稿，命随员连夜送往《晨报》刊布。有意思的是，在后来“五四”中被火烧的曹汝霖看来，林长民这样做，无非就是因为林曾经借钱于他，受到了怠慢，思以报复。

　　其实，不仅梁启超、林长民们对美国人满怀期待，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闹起来的学生们，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依然有感情，不仅有感情而且还有期待，大游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惜美国公使施芮恩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学生才转而奔了赵家楼。甚至在“五四”游行过去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还把法国总理克雷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都说成是强盗，而对威尔逊网开一面，说他被坏人包围了，很可怜，云云。

　　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不可挽回的。面对国内汹汹的民情，中国代表所能做的也只剩下拒绝签字了。事实上，也只能拒绝签字，因为即使没有留法学生的包围，中国使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在和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其实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有了变化。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说今后要还给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也收回来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张 鸣 (摘自《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