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何生长大师的土壤如此贫瘠?(2)——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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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何生长大师的土壤如此贫瘠?(2)
2010年04月02日 14:34 来源:羊城晚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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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

  学术上不该老讲“统一思想”

  我特别怀念的是王元化先生,他提倡新启蒙思想是很有意义的。王元化先生是非常有创新能力的,而且他曾经对社会非常关注,他是可以做出成绩、提出创造性思想来的,可是很遗憾,因为毕竟形势不给他创造条件,非常可惜。因为同样的原因,任继愈先生、季羡林先生,他们晚年也放弃了自己曾经坚持的东西来迎合潮流。他们本应有更大收获,应该是辉煌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反而他们往往随波逐流,讲一些人家愿意听的话,放弃了自己真正的独立思考。当然我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在学术上不要老是要讲统一思想,什么都统一了,还怎么能有特色,怎么能有创造呢?所以钱学森最后提出来的关于为什么培养不出有创造性的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老统一在一个思想上,你就没法创造。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这些曾经有过重大成就的学者,应该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什么没有真正把学术创造进行到底,为什么没有真正做出很大的成就来。

  朱清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

  培养大师首先改革教育体制

  要培养出大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进行体制改革,不改革一切都是空谈。现在的高等教育学者不追求学术精神,不愿意为学术献身,这不可能做出真正的成就来,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术大师。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一件事(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就是为了实现钱学森的遗愿,为时代培养真正杰出的人才。我觉得,要改变目前教育的现状,必须进行大学的教学体制改革,改变目前行政化的状态。现在大学的运作是权力主导的,在学校里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一个真正的学术殿堂,应该是学者说了算,谁说的对谁说了算。而如果延续目前以权力为主导的状态,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就被扼杀了,就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

  进行教育的管理体制改革,这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前提条件。这个改了,其他就好办了。你看世界一流的大学,剑桥、牛津、哈佛,从来不说自己要培养大师,但是培养出了多少大师级人物!问题就在培养机制上,机制好了,人才自然而然就培养出来了。

  李元元(华南理工大学校长):

  培养创新人才需要创新模式

  如何培养创新人才,我认为应该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始。传统的教育观念片面强调基础知识的传授和知识面的铺陈,这样的教学有时甚至阻碍了学术“天才 ”、尖子生开展学术探究的激情和个性的张扬。我们尝试着用“带着问题打基础”的学习观念,开展以解决前沿科学问题或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式学习。

  我认为,培养创新人才个性化教育很重要。传统千人一面、按部就班的教育模式适应批量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但不利于尖子生成长和创新人才培养。华工的基因组科学创新班就打破了传统的大学严格的课程计划和培养体系,敢于给特殊学生开小灶,把常人眼里的偏才、怪才变成科学研究中独当一面的天才、帅才。

  张敏强(教育专家、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营造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环境

  科研项目都强调团队作战,分工越来越细,很难涌现出主导型的人物。社会要为知识分子营造发挥才能、冷静思考的环境,否则把科研当成行政一样抓,什么都要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对学术也非常有害。同时社会要宽容,允许科研工作者有缺点有个性。也要营造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的环境,当知识分子都把当科学家作为第一位的梦想时,大师才会更多地涌现。

  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能盲目强调公平,要给予有潜力、有兴趣、有志向的苗子适度的倾斜,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10个苗子能有一两个成了杰出人才,这个培养就是值得的!

  -深度探问

  该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

  小乔

  一个接一个的大师,都到了蓝天白云,斯人已去,绝响谁继?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却尚未能看到大师产生的踪影。迄今已有八位华人获诺贝尔奖,但在13亿人口的大陆,人才济济却无一人获奖。中国怎样才能出学术大师?“钱学森之问”令我们苦苦求解。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这样的质疑与担忧,本身就说明这个时代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有学者认为,在原创匮乏的今天,我们能做的只是文化的阐释,通过再度阐释来达到文化的复兴。但同是阐释,也有高明和平庸之分。明代王阳明以其“心学”对传统儒学作出了全新的阐释,而今天的阐释典型如易中天、于丹,只是以说书人的表演在赢得普遍的掌声。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如今公共事件的关注讨论中集体缺席,自我弱化,更成为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病痛之一。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谈何弘扬中国文化?又谈何继续产生影响时代影响世界的学术大师?

  回答“钱学森之问”,除了关注时代之痛外,自然绕不过备受诟病的现行教育体制。不仅有高校科研机构的假论文假大师盛行、一心评职称捞钱的浮躁,同样关涉到我们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功利。教育很大程度上被自己的客户牵着鼻子走,目光为金钱的光芒所迷。他们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思考力、判断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忘记了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欠缺了高瞻远瞩的目光,欠缺了超越时代的超前意识,欠缺了独特的办学思想。

  政府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投入在大幅增长,但却事与愿违收效甚微。且不论世界上尚没有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师,至少这样的结果应该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现存的文化管理体制。这一管理体制被人诟病为不重鼓励创新而重于控制,因而容易对一些新出现的文化思潮和形式,作出过分敏感的其它解读,难免将可能的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中,从而造成文化界“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尴尬局面。

  清明之际,怀想大师。如杜鹃啼血,声声呼唤文化的早日复兴。印度诗人泰戈尔说:“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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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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