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历史的巧合，李善邦的出生，和国际地震学会的诞生，是同一个年份。

　　不过，此时的中国，却找不到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办与管理的地震台站。一直到18年后，这个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的年轻人，经导师叶企荪推荐，投身至地质研究所所长翁文灏门下，才翻开了中国近代地震学史的第一页。

　　李善邦并没有任何地震学的专业背景，他唯一的优势是“物理好，英文好”，当然，翁文灏最为看重的，是这个年轻人“为人踏实，耐得住寂寞”，因为这将是一份在远离北京市区40多公里的荒山野岭中长期孤身的工作。

　　中国第一个地震台，位于北京西山麓的鹫峰之上，只是一座破庙边的几间小屋。此时，地质研究所从德国进口了一台地震仪，李善邦仔细钻研说明书，“忙了一个月，搞洋灰、钻、锉、磨，甚至连打铁也干了，最后总算把地震仪器装了起来……”

　　这儿没有电。每个星期，李善邦都要用近两天时间，骑着毛驴往返80公里，把仪器用的蓄电池背到清华大学去充电。到了夜晚，伴随入眠的除了阵阵松涛，还有凄厉的狼嚎。他也学会了自娱自乐，从城里买了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支在屋顶上看星星。

　　曾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前来帮忙，但坚持了一年半就离开了。李善邦却在这里一待7年，经过长期的自学，他开始按照国际标准定期刊印地震记录报告。他铅印了双月刊的《鹫峰地震研究室地震专报》，分寄给世界各地震台。

　　一个人，一头驴，一座位于深山的地震台，成了世界地震学版图上的一个亮点。许多国际知名的地震学家纷纷与李善邦通信来往，他的论文常见诸于各类权威地震学杂志，中国人终于昂首进入世界地震学界戏称的“VIP俱乐部”。

　　更大的辉煌出现在1943年。为了躲开战乱，李善邦避至西南边陲。在这里，他开始潜心研制中国人自己的地震仪。

　　在敌机的不断轰鸣声中，李善邦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车床没有电，就靠手摇；没有飞轮，就请石匠打个石头轮子。为了修正仪器精度，李善邦还亲自跑到旧货摊淘些废品，在机器的配件中，他甚至用上了鞋油盒和铁皮罐头。

　　1943年夏，中国人自行研制的第一台机械记录式水平向地震仪终于问世。这是个历史性时刻——1943年6月22日清晨，成都附近的一次地震被李善邦的地震仪清晰记录。据身边人回忆，这个地震学家“拿着图纸，两手颤抖，眼里噙满泪花”。

　　随后，李善邦在重庆北碚建造了我国抗战时期唯一的地震台，从开始工作到抗战结束，共记录地震109次，并将地震记录编成报告。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访问中国之时，曾亲眼目睹李善邦的工作条件。深受感动的李约瑟，当场表示能在国外为李善邦申请补助。但这个中国人的唯一要求，只是要了点研制地震仪所需的Elin-var合金钢丝。

　　李善邦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著作，是逾50万字的《中国地震》。一位地震专家对这部著作有过16个字的评价，“纵横古今，驰骋中外，深入浅出，内容渊博。”

　　2002年，李善邦百年诞辰之际，中国地震学界在北京西山鹫峰地震台遗址上，举行了李善邦铜像揭幕仪式和纪念册发行仪式。李善邦之子李建荣告诉记者：“父亲一生低调，以前我除了知道他是研究地震的，并没有了解更多。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曾干过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

　　在李建荣的回忆中，父亲没有太多的爱好，只是时常翻翻《古文观止》，偶尔躺在藤椅里给自己讲几个《笑林广记》里的段子。除此以外，便是永无止境地画图、看书、写书，书房里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

　　一个当年李家邻居的孩子也在博客里回忆道：“唐山地震后，余震谣传不断。有一次我问父亲，咱们是不是也去地震棚里睡觉？父亲笑着对我说，只要那尊大菩萨不动，咱们就不用动。我问大菩萨是谁呀，父亲告诉我，就是家住15号楼一楼的李善邦。我当即骑车到15号楼，看到一个老头正在台灯下伏案看书写作，我也就回家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