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百年：“天下第一文社”的精神海拔

　　南社，一个跌宕起伏的文人社团，一段见证了中华民族20世纪兴衰荣辱的历史，尽管饱经风雨，但它始终没有淡出公众视野，南社风流在当代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究其原因，是有一种精神海拔在延续，有一种文化骨血在传承。而这也是今天的文化人需要汲取和传承的稀缺的精神资源。

　　百年沉浮，智慧不变

　　南社于1909年11月13日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发起成立。它以“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为文化宗旨，与同盟会桴鼓相应，用文字激荡时代风潮，提倡民族气节，发扬爱国民主思想。

　　成立之初，南社仅有成员17人，而到鼎盛时期，注册会员多达1100多人。他们追随孙中山先生，提倡科学和民主精神，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为推翻封建统治振臂高呼，被誉为辛亥革命的“宣传部”，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苏州南社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安达认为，南社是近代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领域最宽、持续最长、影响最深的先进文人团体，可谓“天下第一文社”。

　　南社的历史可以分为酝酿、成立、反清、反袁、解体、另建、纪念七个阶段。清末时，一批文化精英树起“南社”的大旗，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使这个最初的文学团体实际上成为一个有政治倾向的组织。到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军阀混战期间，南社主流力量仍是坚定的民主主义维护者。五四时期，由于新旧文化冲突，南社在“宗唐宗宋”的内部纷争中解体。1923年，柳亚子等进步人士呼应五四新文化运动，成立新南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南社举办最后一次雅集，为其40年的活动历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尽管南社的发展历经浮沉，但南社人对文化和智慧的推崇从来没有改变。苏州南社文化研究院院长罗时进认为，“南社并非一个单纯的文学团体，它呈现的是近现代历史的全幅文化景观”。

　　据了解，大多数南社骨干成员是近现代政治、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宗教等领域的精英，他们多有“跨界”的特点。南社人个个长于文学，许多成员在文字之外各有建树，站在了那个时代政治、科学、文化领域的前沿。根据统计，在册的南社社员中教育界占30%，新闻界占22%，编辑界占8%。“可以说，南社对文化和智慧的推崇一以贯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深远。”陈去病外孙、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常务理事张夷说。

　　但安达也表示，由于时代局限，过去有人曾认为辛亥革命和与之相伴随的南社革命不彻底；南社中许多文人作风过于传统，受到过新文化界的批评；民国后大部分南社成员又在国民党政府内任职，甚至有人后来变节。“所以一段时期内未能把南社放在近代历史的经纬空间中去研究，因此对南社人文精神的研究还有待开拓。”

　　民族责任，精神海拔

　　从1909年第一次雅集至今，在南社的百年历史中，尽管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但正义和责任始终是南社精神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研究南社，绕不开其成立之前由陈去病主持的神交社。神交社具有继承复社、几社精神，重现“几复风流”的政治倾向。在明末清初，“几复风流”不是文人雅士的雅好流风，而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猛士气概。“这实际上正是南社的精神基础。”罗时进说，后来南社“操南音不忘其旧”，正是对“几复风流”的接续和激扬。

　　在南社创始人眼中，虎丘不是单纯的风景名胜，而是一个富于斗争意识的政治标志和文化符号。而虎丘山下山塘街的张公祠，因明末苏州巡抚张国维投水殉国的悲壮事迹，同样成为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风标。

　　“南社选择在苏州虎丘张公祠进行第一次雅集，在文人流风的‘形’中，内涵着民族气节同心相应的‘神’。”张夷说，南社首次雅集就是向世人宣示，他们将以明末民族英雄为榜样，大无畏地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在随后的发展历程中，南社人也在实践着这种精神。

　　比如，陈去病曾经多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深得其信赖和赞誉；柳亚子一生热衷民主革命事业，蔡寅代理江苏省省长时，曾率领军民在南京浴血奋战20多天；辛亥革命前夕，连续三次东渡日本留学的费公直，毅然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参与了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战斗……“正义、爱国的责任意识是南社文化的精髓，也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海拔，让南社风骨流传百年依然熠熠生辉。”张夷说。

　　南社成立之后，文人志士们以传统文学结缘，联络同道，集中了一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精英，他们用文字掀起革命风潮，为实现民主共和制造舆论，立下不朽功勋。

　　南社的诗文是时代的产物，活泼淋漓，富有朝气，呼唤中华民族的心声，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然而，当时的执政者却将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在近半个世纪的民主革命历程中，23位南社成员被反动当局残酷杀害，诚如柳亚子所言：“断头沥血，白首同归，几几乎举吾社之良而尽歼之。”

　　南社遗风，泽被后世

　　如今，“南风”吹来已整整一个世纪。“今人纪念南社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一次坚守文化遗产的盛举，南社文化的民本思想和人文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在经世治国中学习和借鉴的。”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南社成员沈龙圣之子沈立人说。

　　安达表示，南社人在20世纪初的革命行动未必非常成功，但他们爱民族、爱国家的精神至今仍是屹立在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南社人从民族存亡的高度存国粹，振国魂，其目的与效果未必一致，但其“夫国而无学，国将立亡”的沉痛之感，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他们尊重地方文化、发展地方文化、全身心地投入地方教育、“狂胪”似的搜集和编辑地方文献，“这种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我们最应该守护和继承的”。

　　“为富不仁”的传统思想让一些人认为“富人参政”将加剧腐败，致使社会不公平现象进一步凸现，“然而南社在这方面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张夷认为，追溯南社历史不难发现，其成员以当时社会上的富裕阶层为主，这些“富人”不但没有“不仁”，相反还慷慨解囊，为民族的事业振臂高呼。“当年的南社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任何经费支撑。南社的所有活动经费和刊物出版费用全部由成员自行解决。”

　　经费的筹集只是一个缩影，真正发人深省的是当时社会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在南社的集结下放下“小我”，为民请命。有鉴于此，在今天的和谐社会构建中，如何调动起社会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的民族情感，让他们发挥自身才智利国利民，这才是南社传统中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城乡之间文化的差异就是其中急需破解的问题之一，南社在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融合上做出的有益探索同样值得今人借鉴。在近现代中国，南社成员的主要活动地——上海是江南特大城市，苏州是次级城市，而陈去病、柳亚子等人的生长地吴江同里和黎里则是再次级小城镇。“但他们各有文化气场，同里、黎里的精英不但经营着乡镇湖滨的文化建设，同时也介入甚至统驭着苏州乃至上海的文化建设。”安达认为，南社精英退为湖滨贤士，进为城市领军者，一样都在引领着时代风潮。整个社会文化气场既有分野，也有融合。“这个问题虽然比较复杂，但研究起来很有意义，甚至对分析今天的很多社会、文化现象，都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

　　- 半月谈记者　刘巍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