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苹果，如果大部分烂了，说这是一只烂苹果，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当然，你如果说，这只苹果还有一部分没有烂、可以吃，也自有道理。但是你如果进而说，这只苹果有一部分没有烂，因而不能说是一只烂苹果，应当认为是一只好苹果，那就走向荒谬了。

　　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几年，有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兴起。当时，有一个叫李剑的人写了《歌德与“缺德”》这样的文章，对揭露伤痕、反思历史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李剑的文章立即激起批评界和广大读者的满腔义愤，批评界对之进行了集体声讨。当时的批评家们，对《班主任》、《伤痕》、《枫》、《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记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芙蓉镇》这一系列作品，是给予了热情的肯定的。当时肯定这些作品的批评家，许多人已离我们而去。但其中较年轻的一些人，至今还健在，还在发表着对文学的看法。

　　八十年代中后期，有所谓“先锋文学”的兴起。徐星、刘索拉、马原、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被称为“先锋作家”的人，一时间成为议论的焦点。“先锋文学”也造就了一批不遗余力地为之辩护的“先锋批评家”。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陈晓明就是由“先锋文学”所造就的批评家。在“先锋文学”遭遇不少人的反感、质疑时，陈晓明一篇接一篇地发表着长文，从不同角度阐释“先锋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先锋文学”之后，有所谓“晚生代”登场。“先锋批评家”中的一些人，又顺理成章地成为“晚生代”的颂扬者和阐释者。

　　批评界肯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理由，是这些作品具有着难能可贵的品质。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以及作家主体性的显现，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可贵品质之一种。而接通了、承续了“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则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另一种可贵品质。这二者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干脆就是一回事。对这些作品的这种看法，后来成为“定论”，进入了文学史著作。例如，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论及“伤痕文学”时，就说:“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以《“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为题，论述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认为这些作品“在批判现实方面达到了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力度，由此展现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也出现了‘五四’以来罕有的高扬”。

　　“先锋批评家”肯定“先锋文学”和“晚生代”的最大理由，则是这些作品体现了文学的“向内转”。“向内转”被作为一种绝对正面的现象，因而也是绝对值得赞美的。与此同时，所谓的“宏大叙事”则被视作了绝对负面的现象，因而也是绝对应该鄙弃的。“先锋批评家”在称颂“向内转”的同时，总是要对“宏大叙事”表示不屑，总不忘对“宏大叙事”进行挖苦、嘲讽，总是要说明“宏大叙事”如何荒谬可笑。在为所谓“晚生代”叫好时，“先锋批评家”特别对所谓“个人化写作”热情讴歌。“文学写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回到个人本位”；“事实上，与传统对话的文学写作已经变得自欺欺人”；“‘晚生代’生不逢时却也恰逢其时，以他们更为单纯直露的经验闯入文坛，明显给人以超感官的震撼力。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式逃脱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梦魇。”……陈晓明等“先锋批评家”就是以这样的话语，解释着和赞颂着所谓的“晚生代”。

　　二

　　现在我要说的是:无论是对“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肯定，还是对“先锋文学”与“晚生代”的颂扬，都意味着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和贬抑。实际上，在人们肯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始终是一个参照，当然是否定意义上的参照。面对“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当人们说它们关注个人命运和情感创伤时，当人们说它们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时，当人们说它们在批判现实方面具有了“当代”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力度时，当人们说它们显示了“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时，也就是在说:“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是漠视个人命运和情感创伤的；是没有表现出作家的“主体意识”的；是对现实不具有批判精神的；是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的。至于“先锋批评家”在颂扬“先锋文学”和“晚生代”时，不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是参照物，甚至此前的“现代文学”和此后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也是参照物，当然也是否定意义上的参照物。当他们颂扬“先锋文学”的“向内转”时，当他们颂扬“晚生代”的“个人化”时，也就同时表达了对“十七年文学”的贬抑。因为“十七年文学”无疑是一种向“外”的文学，无疑是与“个人化”水火不容的文学。而当“先锋批评家”对“宏大叙事”极尽嘲骂之能事时，“十七年文学”也当然是最“合格”的嘲骂对象——“宏大叙事”不正是“十七年文学”最显著的标志么？

　　在整个八十年代，“十七年文学”中的主流作品，都是被否定、遭鄙薄的。在八十年代前期，“文学创作的规律”是一个理论批评的常用语。理论家批评家们总强调要尊重“文学创作的规律”，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则被视作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畸形儿。在八十年代前期，人们还强调“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显示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十七年文学”中的主流作品，则被视作是“伪现实主义”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后，情形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先是有人抛出了“红色经典”这一说法。他们要把“十七年文学”中的那些主流作品推到经典的地位，却又同时表明，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成谱系中的经典，并不是《哈姆雷特》、《红楼梦》意义上的经典，也就拒绝了那种普世性的文学尺度。这虽然荒谬，但还让人感到一丝羞涩；还显示了某种退守的姿态；还有意无意地告诉世人:他们不过是在自娱自乐。进入新世纪后，“十七年文学”的赞美者则更为勇敢了。他们抛弃了“红色经典”这一挡箭牌和遮羞布，毫无愧色地对“十七年文学”中的那些主流作品表达着热情的颂扬，理直气壮地宣称这些东西也是一种“伟大成就”。——让人没法不感慨的是:这些人中，有的，正是当初捍卫和赞颂“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者；有的，则是为“先锋文学”和“晚生代”一路欢呼下来的“先锋批评家”。

　　应该说，最近这些年，在肯定“十七年文学”的论者中，有人从未直接或间接地否定过“十七年文学”。他们从未批判过“十七年文学”的“假、大、空”、“伪现实主义”和“宏大叙事”，也从未对“先锋文学”和“晚生代”的“向内转”与“个人化”高声喝彩。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他们就喜爱“十七年文学”，且至今不变。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趣味，但却不能怀疑他们的真诚和执着。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今天对“十七年文学”的赞美中，我们丝毫看不到文学以外的动机和谋求。而那些当初以“十七年文学”为“反面教材”的人，今天忽然变成“十七年文学”的守护神，其动机和谋求，恐怕就值得人们思量了。

　　对“十七年文学”中的那些主流作品“去政治化”，是今天的“十七年文学”讴歌者常用的手法。他们总在强调，这些作品不仅仅只有政治层面，还有政治以外的东西，而这些政治以外的部分，是十分精彩的，是有极大价值的。一位当初的“先锋批评家”最近撰文说，他在课堂上将《创业史》这类作品中的一些片断念给学生听，学生啧啧称奇，说是写得“一点不比今天的作品差”。看了这番话，我对近几年研究生面试中的一种现象更加理解了。最近几年的研究生面试中，常有学生表示喜爱“十七年文学”，而追究其喜爱的理由，则往往让人啼笑皆非。在前不久的“推荐研究生”面试中，一位女生说自己喜爱《三家巷》，而喜欢的理由，则是小说“写了乞巧节”。我问她如何看待《敌与友》这一章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后在三家巷引起的震动，她摇摇头，说是“没有印象”。我呆呆地看了她半天，在心里一声叹息。套用毛泽东评《红楼梦》的话，《敌与友》这一章，可谓是《三家巷》全书的纲。《三家巷》是以小说的方式图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以文学的方式强调“阶级情”应该重于“骨肉情”，“阶级情”应该战胜“骨肉情”。喜爱《三家巷》却对《敌与友》这一章毫无印象，我除了在心里叹息，还能说什么呢？她的老师，一定是像那位当年的“先锋批评家”一样，以赞赏的口气，在课堂上念了一些《三家巷》中片断，以此证明小说的优秀，才让学生只知“乞巧节”却不知《敌与友》，——这不是误人子弟，又是什么呢？

　　三

　　一只苹果，如果大部分烂了，说这是一只烂苹果，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当然，你如果说，这只苹果还有一部分没有烂、可以吃，也自有道理。但是你如果进而说，这只苹果有一部分没有烂，因而不能说是一只烂苹果，应当认为是一只好苹果，那就走向荒谬了。今天的一些人，玩的却正是这种荒谬的把戏。他们先对“十七年文学”中的主流作品“去政治化”，强调其中也有“乞巧节”一类的场景，写得很好，不能否定。接下来，则说这些作品中也有写得很好的“乞巧节”一类的场景，所以整个作品都是应该肯定的。这有点像障眼法。毫无疑问，“十七年”里的有些作家，如周立波、柳青、赵树理、欧阳山等，是富有文学才华的。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些风景描写、有些风俗叙述，有些场景刻画，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这一点丝毫不必否认。但是，这些枝节性的东西，不足以影响对整部作品的评价。《三家巷》、《创业史》这类作品，是观念先行的产物，是在图解某种政治理念。它们展现的是臆想的历史和臆想的现实，却又对读者产生着可怕的影响。《三家巷》让读者相信“阶级情”重于“骨肉情”、“阶级情”应该战胜“骨肉情”。而现实中那么多人伦悲剧、那么多的人与成为“敌人”的亲人“划清界限”，不能说与《三家巷》这样的作品没有关系。卢新华的《伤痕》，某种意义上表达的正是对《三家巷》的否定。《创业史》这样的作品，则引导读者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去打量、感受和理解现实，于是，现实中的“阶级敌人”便层出不穷。王元化曾这样评说“样板戏”:“样板戏炮制者相信:台上越是把斗争指向日寇、伪军、土匪这些真正的敌人，才会通过艺术的魔力，越使台下坚定无疑地把被诬为反革命的无辜者当敌人去斗。”这番话，用在“十七年文学”中那些主流作品身上，也是合适的。

　　不过，对摇身一变、歌颂起《创业史》一类作品的“先锋批评家”说这些，也是无用的。他们何尝真的喜欢《创业史》这类作品。强调要对这类作品“去政治化”，或许正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几十年间，用文理往往不通的语言，稗贩着西方时髦理论，对一茬又一茬的作家一律叫好，又并没有一篇文章真正搔到痒处。文学在我们这里，是政绩之一种，所以这样一路叫好的批评家，总是受宠的。因为只要叫好就行，是否搔到痒处，则是无关紧要的。

　　作者：王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