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导演的纪录片《中国》在“imdb”和“豆瓣”上的评分均为7.3，比同是他作品的《云上的日子》，都要高出近1分。后者因为有让·雷诺、苏菲·玛索、约翰·马尔科维奇等一众明星的加盟，以及笔记体叙事模式，被如今的文青当做电影宝典之一。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和《云上的日子》拥有数千投票评分相比，《中国》在imdb上只有26人参与投票，可见这部影片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只是久闻其名而已。

　　而且，直到西方公映32年后的2004年，《中国》才在中国第一次公开放映——或许这正是理解和宽容需要的时间。此时的安东尼奥尼已经瘫痪10年，无法再来中国了。2007年，安东尼奥尼在罗马病逝，享年94岁。

　　我用形象思考中国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上世纪70年代，60岁的安东尼奥尼对“红色中国”充满了浪漫的向往。在自传中，他这样描述对中国的想象：“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

　　纪录片《中国》的素材有3万米之多。安东尼奥尼最后剪辑成的影片超过3小时40分钟，用去的素材只是其中的1万多米。其余的素材至今留在意大利，静静地背负着一个时代的影像和激情——西方人曾经的眼光，中国人的过往，还有电影大师挥之不去的激情和记忆。

　　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他终于有了和中国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纪录片《中国》因此诞生。只是直到安东尼奥尼去世前，《中国》才在中国正式公映。2004年11月25日，在《中国》首映的30多年多后，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贡献影展之上，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在中国公映。好与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安东尼奥尼以现实主义电影大师的眼光，为中国留下的珍贵影像，却是留给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我们最好的礼物。

　　“先准备理解，再拍摄”

　　按照安东尼奥尼的设想，《中国》是一部不带教育意图的政治纪录片：“我是个观众，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游者。”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代表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就像一只睡狮般神秘莫测。安东尼奥尼曾这样描述他拍摄《中国》的初衷：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1972年的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更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

　　香港是安东尼奥尼1972年到达中国的“跳板”。在罗湖口岸，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正要拍摄，因为眼前的景象在他看来充满寓意：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卢奇亚诺回忆说，我们到了桥这边，我扛起机器，装上胶片，刚想开始拍，安东尼奥尼说：“不，不要拍”。我问为什么不拍，他说：“我们先理解，先准备理解，然后我们再拍”。

　　中国之行也是蜜月之旅

　　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时的助手和女友，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恩丽卡，比安东尼奥尼小大约40岁。她回忆了19岁的她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日子。

　　恩丽卡回忆说，中国之行也算她和安东尼奥尼的蜜月之旅。安东尼奥尼对大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中国，“他说，我没有兴趣听别人说中国，我想带着我的摄影机走走，让我自己看。”

　　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来到中国，在22天的时间里，他们匆勿赶往北京、林县、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包括天安门、红旗渠在内的中国地标，都“走”进了他的镜头。林县红旗渠是安东尼奥尼的拍摄地点之一，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但在到达林县的第二天，安东尼奥尼发现，他昨天所看到的村庄已经被粉刷一新。于是，他断然停止了当天的拍摄。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他说：“对不起，我不能拍了。”对于安东尼奥尼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中国》摄影师卢奇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恶毒透顶”的罪状

　　不过，上世纪70年代《中国》在西方公映时，批评声却响成一片。“丑化中国”和“美化中国”的批评几乎以1：1的阵势向安东尼奥尼扑来，没有人买他的账。恩丽卡回忆说：“当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同观众见面之后，好像米开朗基罗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还和一些中国人打了起来，他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

　　更糟糕的是，在中国国内，《中国》被扣上了“反华”的帽子，批判的声势比西方更加浩大。直到2004年，拍摄已经超过30年的《中国》，始终不曾在中国国内公映，成了安东尼奥尼的心结。

　　安东尼奥尼“恶毒透顶”的表现之一是配乐的“别有用心”。当样板戏《龙江颂》中“抬起头，挺胸膛”的音乐响起时，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养猪场的画面。当时的批评文章认为，这是蓄意污蔑革命样板戏，攻击中国的文艺革命。

　　摄影师卢奇亚诺回忆说，“当时无论在哪里，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我们拍摄时并不知道那些歌在唱什么。”猪圈在摄制组看来，代表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我拍了。拍摄的同时，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我们应该删掉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

　　不安的面孔让西方人反思

　　摄影师卢奇亚诺印象里拍摄《中国》时，遭遇的惊奇的注视、不安的躲避，如今依旧能在影片中找到痕迹。恩丽卡和摄影师卢奇亚诺回忆中，在那时中国人的眼里，他们这些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的卷发外国人，言谈举止实在夸张。“镜头前的中国人质朴礼貌，甚至担心走开会是一种冒犯，所以在镜头前能熬就熬，常常僵硬如石头一般一动不动。”不过，重要的是，安东尼奥尼一行从中国人眼中读到了很多东西，却从未看到敌意。

　　任村是安东尼奥尼去红旗渠的路上经过的一个普通村庄。安东尼奥尼不顾陪同人员的反对，坚持下车拍摄。然而这一次，村庄里那些惊奇不安的中国面孔，却引发了安东尼奥尼对自己这种拍摄方式的反思。

　　在影片中，安东尼奥尼有一段内心独白，“这些中国人从没见过一个西方人，他们走到门口，既惊讶、又害羞和好奇，想多看我们几眼的愿望如此强烈。我们继续拍摄，但很快就意识到，外国人和‘怪物’正是我们，我们自以为是在镜头这一边的人。我们对他们来说仍是不明物体，也许还有一点可笑，这是对我们身为欧洲人的自豪的一盆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