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依然无法摆脱假捐“谣言”

　　余秋雨先生此次捐赠图书的行为,值得有保留的肯定,但他无法证明“假捐”谣言不攻自破,也无法摆脱假捐“谣言”。

　　8月30日11时27分,在余秋雨先生的博客上出现一则“转帖”,称都江堰“秋雨图书馆”开馆,余秋雨实际捐助超50万元,“假捐”谣言不攻自破。这个“转帖”既无原始出处,又无作者,却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和图片,更像余秋雨团队的原创。31分钟后,博客再次更新,以余秋雨的名义称“为地震灾区捐助的三个学生图书馆,已于日前落成”,还称“大灾激发大善,大善建立大信,即使再难的事,也能在心心相印中完成”。

　　这些“转帖”和“原创”非但没有证明“假捐”谣言不攻自破,反而证明了假捐“谣言”不是空穴来风。5月末,萧夏林先生发表《余秋雨20万假捐款“真相调查”》,称余秋雨虚拟捐款。随后,余秋雨以网上经常借口“转账”、“对账”、“查账”实施经济诈骗为由,拒绝网友提出的查账要求。过了三个月,余秋雨终于公布了捐赠清单、部分捐赠图书名称,三所学校签署的接受日期均为8月28日。

　　余秋雨此举,与其说是“大善建立大信”,不如说是“亡羊补牢”。不管属于哪一种,这种行为都胜过言而无信、空口无凭。但匆匆“补牢”不能证明未曾“亡羊”,更不能证明“亡羊”纯属谣言。萧夏林批评余秋雨虚拟捐款在前,余秋雨捐助图书在后,暂且不说从捐款到捐书的变化,仅从时间顺序上说,萧夏林的批评可以促使余秋雨尽快兑现承诺,余秋雨的捐书却无法证明萧夏林的批评是谣言,因为批评主要是针对余秋雨此前一年的行为,不可能预知未来。

　　余秋雨的“补牢”行为,称不上大善或者大信,相反,有不少存疑之处,如图书馆命名问题、图书折扣问题和捐赠书目问题。根据博客提供的照片显示,存放余秋雨捐赠图书的建筑物,均在显著位置标有“秋雨图书馆”的字样。余秋雨为每所学校捐赠的1万册书,加上电脑设备,100平方米足以容纳,再加上阅览室和余秋雨承诺的后续赠书,最多不过占用一个楼面,充其量只是“秋雨图书室”。不知出于何种理由整栋建筑物署名“秋雨图书馆”?余秋雨曾在博客上称“以一个人的力量独资为灾区捐建三所图书馆”,难道捐赠图书等同于捐建图书馆?捐建应该不仅包括图书,也包括图书馆的建筑,以这个标准衡量,余秋雨的捐建是真是假,还有待考察。按照惯例,出资方可以要求当地教育部门按照1:1的比例提供配套建设经费,但以图书换取图书馆命名,实为罕见。香港的邵逸夫、田家炳等先生,在内地很多学校建立了“逸夫楼”、“田家炳楼”,如果他们如法炮制,可以压缩很多成本。但是,他们肯定不会产生这种想法,虚张声势的行为恰恰与捐赠教育的初衷相反。紫金山天文台将“田家炳楼”改作茶餐厅,余秋雨却通过捐赠图书将学校的建筑命名为“秋雨图书馆”,两者遭遇可谓天壤之别。

　　在博客里,余秋雨对“九久读书网”以50%的书价购得三万余册优质图书表示感谢,这种感谢属于自家人说客套话,余秋雨系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名誉董事长,也是出资者。是否见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万余册图书是否优质?这种优质不应仅仅体现在书目上,也应表现在版本上。余秋雨列出了部分捐赠图书名称,但没有版本信息,因此无法判断图书质量。仅从图书名称来看,因为多为超出版权期的名著,往往有数十上百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价格迥异,质量也迥异。如果并非优质版本,四折、三折甚至更低的折扣也并非难事,出版社的图书积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直在等待解决。这里没有吹毛求疵的意思,只是希望购书机构能在折扣和版本上选取性价比最为理想的结合点。

　　名著以外的书目,多有值得商榷之处。据《南方都市报》9月1日报道,所有的图书名单都是由余秋雨开列,他根据中学和小学生的不同阅读需求选择了不同的名著和经典读物。我既为其中出现《窗边的小豆豆》而高兴,又为其中出现《货币战争》而不解。一家馆藏丰富、面向各种人群的图书馆,收入《货币战争》,不足为奇。但是一家馆藏有限,面向中学生的图书室,收入这本剪刀加浆糊编制而成的畅销书,不免有浪费资源之嫌。《成都商报》记者还在小学图书室里发现《舞者》(记者没有透露作者,疑为海岩作品)和《亮剑》,让小学生读《舞者》和《亮剑》,让中学生读《货币战争》,这种书目尽显文学家气质,却不太符合中小学生的阅读需求。

　　余秋雨先生此次捐赠图书的行为,值得有保留的肯定,但他无法证明“假捐”谣言不攻自破,也无法摆脱假捐“谣言”。除了指责“咬余专业户”之外,余秋雨恐怕要在自己身上多找点原因。

　　王晓渔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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