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有一大段描写断头台的文字:“这是由四根木桩搭成的一个台子。在台子的一端,直直地竖着两根高高的柱子,顶端由一根横梁相连。两根柱子中间悬着一个三角形的东西(指刀片)。”谁都知道,断头台是处死刑的刑具。可是雨果在这本充满哲理的小说里,将这个机械化的刑具提升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并加以拟人化,让它与图尔格高原上的贵族城堡进行了一场对话:“图尔格代表君主制,断头台代表革命。”用以揭示以暴易暴革命恐怖运动的起因,将断头台浓缩为新的极端暴力象征。
可是实际上断头台却是一场刑罚人道化改革的结果。法国原来的死刑种类非常复杂,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罪名有不同的死刑执行方式。比如同样是故意杀人罪判处斩首刑,对贵族就要用宽刃剑来执行,对平民就是用斧子。针对强盗、盗窃、诈骗钱财之类罪名的死刑,平民只能上绞架,贵族依然可以“享受”斩首。而对于“叛教”或者传播异教、巫术罪名,则要适用把人活活烧死的火刑。对于谋害国王的谋反大逆罪,要以“四马分尸”、锉骨扬灰。另外还有针对特别罪名的剥皮、“车轮刑”、坠崖、烹等酷刑。
法国大革命时代,平民强烈要求“死刑唯一”,废除身份等级的死刑执行方式,统一执行斩首。就在攻克巴士底狱两个多月后,1789年10月9日,作为著名医生当选为全新的制宪会议议员的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向制宪会议建议“死刑平等”,并且应该使用一种能够快速砍下人头的机器来执行,防止因为刽子手劳累以及心理负担而导致的一刀砍不下罪人脑袋的“残酷”后果。这项提案在一年半以后的1791年5月30日成为正式法律,议会责成由巴黎“世袭”刽子手亨利-夏尔·桑松来设计与制造这个执行死刑的机器。
桑松与自己一位善于制琴、画图的朋友托帕斯·施密特共同设计。以铡刀片从4米多高下坠的冲力砍掉罪犯的脑袋,并用卡具固定受刑者脖子,还使用一个可以转动90度的木板,将罪人站立捆绑固定后再翻转为受刑的水平位置。1792年3月完成设计,提交给法国科学院论证。科学院的路易医生又建议在铡刀片上安装可拆卸的重锤(后来一般重锤的标准为32公斤,铡刀片本身重量也有7公斤)。传说科学院审议时,精通五金技艺的路易十六国王正好来视察,建议将原来月牙斧形的铡刀片改为如同三角形的斜刃铡刀片,可以使下坠的铡刀片运行一个切割运动的轨迹,运行更为迅速顺畅,也有利于刀刃的保养。
1792年4月25日,这个新完成的杀人机器非常顺利地拿一个公路抢劫犯开刀,以后就成为法国执行死刑的标准利器。很快民间就以这个装置建议者的名字给它命名,号为“约尔坦”,或者叫做“寡妇”、“处女”、“小姐”等等的女性名称,有的也叫“国家剃刀”。
法国大革命后期,随着内战以及外国干涉战争的爆发,法国陷入了一轮政治大恐怖时期。能够快速准确执行死刑的断头台开始了高速运转,与它原来执行人道化刑罚的改革初衷南辕北辙。仅在巴黎一个城市,从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开始,到1796年10月21日,一共处决2918人。其中既有革命对象的贵族(包括了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也有革命主力的“第三等级”,甚至判决别人上断头台的法官,也有246个是在断头台上结束生命。
雨果的《九三年》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当长久的压榨欺凌积累而成的阶级仇恨一旦释放出来后,冤冤相报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方式?革命究竟是为了报仇雪恨、还是为了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社会?残酷到底、非友即敌的极端手段是否能够成为建立理想社会的合适路径?在激进的社会运动高潮中,作为个人是否还需要有一些不应逾越的基本底线?他将断头台当做了走极端的机械暴力的象征,试图以此来促使读者思考。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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