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在回忆恩师文章的字里行间，似乎流淌着对恩师的厚爱，师道的至尊以及前辈的仰慕之情愫。

　　7月11日的北大校园，这看似平常的一天，“未名四老”之一、98岁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悄悄地与燕园永别了。2007年，季老在新书《病榻杂记》中要求摘掉头上的“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和“国宝”3顶帽子。北大在发布消息时并没有用社会和舆论曾赋予季羡林先生的“国学大师”的称号，仅仅用的是“资深教授”的说法。

　　季老生前为什么不喜欢“国学大师”的称号？很多人以为是一种自谦。其实，从学术上说，他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国学。尽管他曾涉猎敦煌学，但那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国学。季羡林先生年少时问学于清华，师从学贯中西的陈寅恪等大师，产生了对梵文的兴趣，随后留学德国十年之久。他的第一个学术成就的高峰，正是产生在这十年之间，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知名学者的基础。而这些就不能不说到季老的德国恩师。

　　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羡林散文全编》)一文中，他坦陈：“一生碰到了6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老人早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瓦尔德施密特先生。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他一个外国学生。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二战爆发，瓦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后来，经陈寅恪大师推荐，在国内学术界尚藉藉无名，三十多岁的季羡林走进了北大的大门，还成了胡适校长办公室的常客。

　　在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在回忆恩师文章的字里行间，似乎流淌着对恩师的厚爱，师道的至尊以及前辈的仰慕之情愫。所以，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老不仅觉得“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且“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老人甚至想仿效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典故，将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汇报自己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正是恪守着恩师对人类文化、对人类和平的热爱，恪守着知识分子的操守，以最朴素的情怀，最执著、最长远的学术之路，到达了学术的制高点，思想和人生的制高点。季羡林不仅著作等身，躬耕于三尺讲坛亦是桃李满园。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其道不仅是方向，义统，也是规矩。其德，则为境界耳。荀子也曾言：“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教师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的群体形象，世代为公众所尊重，所仰慕。尤其在社会道德价值的构建中，师德、师尊、师道、师恩，就像一面迎风招展的大纛，引领着三军的方阵。然而，当下人们很难接受，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是，一向被奉为道德楷模的群体的极少数，日渐暴露出其世俗和庸常的一面，而“师道”，也受到挑战和质疑。把学校当学店，把学生当消费者；为学术政绩不惜造假、剽窃，斯文扫地———师道之不复，“恩师”又何存焉？

　　□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