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任继愈—专访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

　　张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会客厅》。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特别送别两位老人，纪念两位刚刚离去的老人，这两位老人用他们一生的言行教给人们如何作学问，如何做人，这两位老人是在7月11号同一天去世的，他们的离去被人们誉为是中国人文学术界的一场地震。两位老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山东人，年龄相仿，都在北大工作过，学问上都是学贯中西，享誉中外，人品上都是德高望重，让人高山仰止，这两位老人就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还有任继愈先生。今天我们将请进两位嘉宾来聊一聊两位老人的人品和学问，我们首先请进的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詹福瑞，来聊一聊任继愈老先生的做人和作学问，欢迎您詹馆长，欢迎您张教授。

　　短片：今天，同北京大学一样，国家图书馆也充满了哀伤，国家图书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的灵堂，就设在这里，接受公众吊唁。也是在7月11日，季羡林老先生离开前四小时，国学大师任继愈老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3岁。

　　任继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任继愈主持筹建了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并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任继愈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视野观察宗教问题的先河。就在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提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这一理论的提出，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基贡献。

　　1987年，71岁的任继愈，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在担任馆长的18里，他领导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编撰了107卷，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

　　1992年我国开始编纂《中华大典》，任继愈担任《中华大典》编撰委员会主任。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当时，任老已经76岁了。

　　任继愈为人低调，尽管其学术成果对当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却坚持不出自己的全集，也拒绝学生们为他出纪念文集，如今，任老离去，他的诸多事迹才通过朋友和晚辈们的讲述，呈现在公众面前。

　　张羽：在几年前当时任老编《中华大典》的时候，这个《中华大典》相当于古时的四库全书。

　　詹福瑞：它是一个类书，《中华大典》类书相当于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属于类书的性质，它就是按照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地理等各个分卷，把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分类进行编辑。

　　张羽：几年前当时任老作为《中华大典》的主编的时候我专门去采访过他，当时跟任老聊天，我特别惊讶，任老当时已经九十多了，他说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他说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他说这个习惯坚持了几十年没改变，晚上很早休息，从来没有应酬，很少应酬，除非必要的公事，几乎不出去应酬，每天从早上四点到七点之前上班，做文字校对工作，资料查找，当时我就问任老，我说您不觉得枯燥吗，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他说不枯燥，做学问就得这样。

　　詹福瑞：他真是一个青灯黄卷的这样一种学者，他也在跟我讲，确实年轻的时候他就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晚上九点就休息，早上四点就起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古代阴阳的生物钟，工作一直应该是从他到住院之前都保持一定的工作时间，保证他的工作时间，而且他有三不主义，就是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一直在坚持。他过生日的时候，他九十寿辰的时候，我们想给他过生日，他从来就不让我们去过，他一直在说，能不能改革一下，生日就不要过了，我说九十岁，这么大的一个寿辰，我们是不是不过生日，给你开一个学术思想研讨会，他坚决反对。

　　张羽：我知道很多学者都追求著作等身，最后能有一个集大成的全集，为什么任老不出全集？

　　詹福瑞：他不出全集有他自己说的理由，说别人的全集我都不看，因为全集里边把精华也收进去了，不是精华的也收进去了，所以说他主张还是不要出全集。当他病重的时候我也在考虑我们馆能不能给他编全集，后来我们考虑，还是要尊重任老的意愿。

　　张羽：听说在他病重的时候您去看他，任老神志不清的时候还在跟您提图书馆的工作？

　　詹福瑞：他病重期间如果没有外出，我几乎没周都要去见一次，一开始他住院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活动，他自己在屋里还要散步，还仍然谈笑风生，还是很幽默，还跟我们讲很多故事，讲他过去的故事，还讲工作。最后实际上在他昏迷的时候，他经常说的就是开会，要上班，要看书，还是这些。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出差之前，那也是我回来了，他就不能再说话了，他跟我谈的是什么？说国家馆的定位问题，他就说梁启超那时候做馆长，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定位，它应该是一个研究型的图书馆，他这是给我们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一再交代这个事情，跟我讲了三遍讲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