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先生留给我们的博大遗产……

　　西学东传 文淡如菊

　　季老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

　　季老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他研究翻译了多部梵文著作及多部外国经典名著。

　　季老又是散文高手，一生笔耕不辍，晚年即使身居病房，每天仍坚持读书写作。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修习梵文为解中印文化渊源

　　翻开《季羡林文集》可以读见这样深奥的题目：“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梅呾利耶与弥勒”，“浮屠与佛”，“列子与佛典”等等。这正是季老毕生所致力的学术领域，梵学及佛学。

　　季羡林认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而研究佛教肯定要学习印度文化，于是在留学德国时，在哥廷根大学，季羡林选择了梵学，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季羡林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修习梵文，季羡林从此踏上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之路。

　　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季羡林回忆了选择梵学原因，“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现。这就得非读梵文不行。”

　　季老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历史久远，尤其“佛教于公元前传入中国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大其影响，不但在群众中流行开来，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核心之中，如果不是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哲学发展将会迥然不同。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也随之传入进来，所以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现象，十分突出，令人难以忽视。”

　　几十年来，季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不仅作了大量细致认真的研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未发，有不少很有历史价值的著作问世，其影响巨大，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实事。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

　　散文随笔独显淡泊之魅

　　季老一生笔耕不辍，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他喜欢写随笔，散文。在晚年，他不光是学问完成了冲顶，散文创作也进入了一种“化境”。其实，更多的人是从他的散文中了解到季老的为人。

　　季老写的散文，别具一格，在中国20世纪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可读性很强，已为世界所公认。提到季羡林的散文，无人不交口称赞。他既擅长抒情，又擅长写景，偶尔还用典引诗，使文章耐人寻味，给人以无限的美感。

　　因此，读他的散文，既会被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所震撼，又会被那些散文佳作的艺术魅力所陶醉。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择善固执”，在文章中均有体现，为众人所称道。

　　比如，在《大放光明》中，他用“目中无人”来形容自己得了眼病看不清楚人，用“不知天高地厚”来形容走路时的“一脚高，一脚低”，这种比喻的天才和幽默的风度让人不禁莞尔。

　　更妙的文字在那篇《八十述怀》中，老先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这些十分流畅、一气呵成的四字句非常讲究对仗的工整和音调的平仄合辙，因此读起来铿锵有力，既顺口又悦耳，使人不能不想起那些从小背诵的古代散文名篇；紧接着，先生又用了最后四句非常“现代白话”的句式，四句排比并列，强调了节奏和复沓，与前面的典雅整齐恰好构成鲜明的对比，读起来就跟音乐一样，美不胜收。

　　“我的学术研究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

　　耄耋之年冲刺学术研究

　　如果用百米赛跑来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的话，那么，可以说六十七岁(1978年)以前，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干扰，只跑了二三十米；六十七岁以后的日子，则跑完了最后的七八十米。而在最后的七八十米跑中，从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则是他的冲刺阶段。

　　在这十年里，耄耋之年的季老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这三部巨著的完成，了却了季老平生的心愿，也可以说给他六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季老写《糖史》需要搜集大量古书上的资料，可是，这些书现在尚未输入电脑。季老只好采用最原始，最笨的办法，找出原书，一句句地读下去。为了写《糖史》，季老用了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详细摘引出其中的宝贵资料。

　　季老在回忆这段工作时曾写道：“我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糖史》写作完成以后，季老又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的写作。刚想休息一下时，《中国佛教史》的写作任务又找门来,因为有一部分内容国内只有他一人能写。

　　耄耋之年的季老，仍然“焚膏继晷”地进行学术研究“冲刺”，完成了几百万字的重要学术著作，这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在世界学术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奇迹，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本版整理：本报记者 李玲玲

　　-季氏治学说

　　“我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一个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点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没有这个劲，我看是一事无成。”

　　——季羡林

　　季羡林一生十大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 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 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

　　(3) 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 1980年又就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进行研究，发表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 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等文，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曾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6) 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 比较文学研究——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 东方文化研究——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9) 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曾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 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