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许多人都知道，这个“父亲节”和5月份第二个星期日的“母亲节”一样，都是由西方传入的舶来品，却鲜有人知晓，中国也曾有过属于自己的父亲节。

　　1945年8月，历时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无数将士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血洒疆场。为了鼓舞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也为了颂扬和纪念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父亲们，上海一些爱国人士及社会名流发起倡议，建议将每年的8月8日定为“父亲节”。

　　1945年8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八八父亲节缘起》，消息称，美国的茄维丝女士在悼念战争死难者时发起了创立母亲节的倡议，以纪念和赞扬那些战争英雄们的母亲；而今，无数爱国将士战死沙场，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孩子的父亲，为了记住这些英勇的父亲，故在此发起“八八父亲节”活动。消息的末尾记录了十位主要发起人，京剧大师梅兰芳也位列其中。

　　8月7日，《申报》在一版的一角再次刊发了消息《明日“父亲节”，尽孝道莫忘助学》，文中再次强调发起父亲节活动的初衷，倡议为人子女者在8月8日这一天，胸前佩花，纪念父亲节。

　　8月8日，许多受到感召的子女都参与了“八八父亲节”的活动。父亲健在者，佩戴红花，以示庆贺；父亲已故者，佩戴白花，以示哀思。纪念亡者的同时，也不忘为生者谋福利，发起活动的各界名流将自己所佩花朵献出义卖，卖花所得均用于捐资助学。

　　在发起“八八父亲节”的一周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上海名流如吴稚晖、李石曾、潘公展、杜月笙等人觉得，定父亲节很有意义，有特别加以提倡的必要，便联名呈请国民政府准予规定每年8月8日为父亲节，通令全国遵行。后来呈请获准，8月8日就正式成为中国的父亲节了。

　　据称，之所以定8月8日为父亲节，是因为“八八”与“爸爸”谐音，便于记忆，且“八八”两字连缀起来又好像一个“父”字。此后直至1948年，“八八父亲节”都是中国法定节日之一。

　　半世纪前如何过“父亲节”

　　父亲节即将到来，许多人开始为庆祝节日悄悄做着准备。网上开始出现关于父亲节的帖子，不少网友发表网文以表达对父亲的敬意和感激；身边有朋友开始选择父亲节的礼物了，更多的人准备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对父亲说声“节日快乐”；再多留意一下，还能看到一些商家针对父亲节的促销信息。

　　现代人有多种途径和方式来庆祝父亲节，但是，在我国自己的“父亲节”设立之初，没有手机更没有网络的时代，人们又是如何庆祝父亲节的呢？

　　1946年，“八八父亲节”被国民政府定为法定节日。当年8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第六版的副刊刊登了读者甲乙木的文章《父亲节的话》，最有影响力的《大公报》则在第六版刊发了《关于“父亲节”的闲话》一文，庆祝父亲节，仅此而已。

　　而同一天的《申报》却显示，上海的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申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名为《今日庆祝“父亲节”，义卖纪念花充作助学金》的新闻报道。据报道，8月7日晚，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内热闹非凡，两百多人盛装出席，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父亲节庆祝会。会上，一位父亲面容慈祥地站起身，接过儿子呈献的一束鲜花，现场弥漫着感人的浓浓亲情。在发起人的带动下，与会人士齐声高唱《父亲颂》：“劳苦劳苦父亲苦，我爱我父肺与腑。羊跪乳，乌反哺，爱我母，爱我父……”同时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所收款项共计857万元。在同版报纸的左下角，还列有详细的捐款名单。

　　还是在同一张报纸上，当天还刊登了一则以《庆祝父亲节伟大贡献》为大标题的1/3版广告。这是一家墨膏厂的广告，副标题为《敬请全国父亲一致鼓励子女晨起习字》，发动“父亲节书法竞赛活动”。可见，利用节日促销商品的历史由来已久。

　　1947年，即“八八父亲节”被定为法定假日的第二年，上海的庆祝活动更为丰富。据《益世报》报道，“八月八日父亲节，沪市将有一番盛况”，并介绍父亲节在上海“扩大推行”。《申报》依然关注父亲节，并开辟了父亲节纪念专刊。纪念专刊有一则声明，原文为：“今日父亲节，本刊特选编有关文艺作品数篇，籍慰天下父母心。《一寸山河一寸血》暂停一期，特此声明。”《一寸山河一寸血》为该报当时的连载文章。

　　这一年的父亲节前夕，上海《儿童故事月刊》发起了征文活动，在《申报》刊登的一个报花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父亲节征文今日在<儿童故事月刊>揭晓》，旁边标注了《儿童故事月刊》的价格和订购方式。这一活动依旧与商业活动有关，可见，当时便有不少商家看中节日的商业效应，越来越多地盯上了这个新兴节日——父亲节。

　　“父亲节”受冷遇

　　中国人崇尚孝道、尊敬父母，然而却不善于表达感情，尤其对父亲，正如父亲不善于对子女表达爱一样。因而，有伦理学家认为，60多年前，当中国发起设立属于自己的“父亲节”之时，这种不善表达的传统也影响了父亲节的推广和普及。

　　天津伦理学会副会长、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赵士辉向记者介绍，在封建时期，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较高，更多地承担经济责任。那时候人口多，为养家糊口，父亲必须劳苦奔波，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就更多地落在了母亲身上。因此，孩子多与母亲感情更深，而和父亲接触较少，自然比较疏远。这是造成父亲与子女之间不善表达感情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八八父亲节”受到冷遇的一个因素。

　　不过在男女平等的今天，母亲与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均等，父亲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子女的某些生活习惯、思想作风，都与父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因此赵教授认为，不管是8月8日，还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庆祝“父亲节”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子女的感恩意识，值得宣传推广。

　　当年“父亲节”

　　南热北冷为哪般

　　从1946-1947年天津和上海媒体报道来看，“八八父亲节”的庆祝活动呈现出“南热北冷”的态势，当上海各界积极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之时，天津本地却未有见诸报端的庆祝活动。这是为什么呢？既然从1946年起，国民政府就已宣布承认父亲节，将父亲节定为具有法定意义的全国性节日，为何在南北两地对待节日的态度上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专门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江沛教授。

　　江教授介绍，1945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抗战取得了最终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对外来侵略中获得彻底胜利的战争，这胜利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但是，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数父亲失去了儿子，无数儿子失去了父亲。因此，在抗战胜利之时，人们需要一个节日来寄托哀思、期盼幸福生活。“战争总算结束了，在寄托哀思的同时，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重建家园。这一节日的设立就反映了民众的这一需求。”于是，“八八父亲节”便应运而生。

　　然而，在推行“父亲节”的过程中，南北不同城市却不得不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差异的影响。

　　“1946年，华北地区已成为中国内战的主战场，处于战火中的天津老百姓，哪有心思过父亲节？”江教授说。

　　连年战火容易让人产生末世情怀。1943年前后，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重庆曾有民谣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形容当时的状况，人们觉得抗战胜利遥遥无期，由此产生“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思想。江教授说，内战时期的人们也普遍具有这种情怀，上海也不例外。据此推测，在当时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上海，民众也许把这一节日看成了生活的一种装饰，“起码看起来像是在过正常的生活”。

　　同时，上海对“八八父亲节”的相对重视，江教授认为，与城市更为西化有关。在相对开放程度较小的北方，人民更注重那些与时令有关的传统节日，“对于突然设立的‘父亲节’，接受起来显然更困难一些”。 (巩胜男 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