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挚友、导师、心中的太阳毛泽东，却钟情于秦始皇。其实，这信息早在重庆报纸发表《沁园春·雪》的时候，就已经透露出来了。但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属诤友，郭的《甲申三百年祭》还被毛主席列为延安整风文献之一。尽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岩被杀，指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重用权臣、骁将，不用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想写李岩和红娘子的悲剧，以警后世。但毛主席却从文章中总结出“革命胜利后不能骄傲”的历史教训。文章虽说见仁见智，可毛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论当做革命的镜子，却是不争的事实。有此一层关系，郭沫若骂骂秦始皇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了。

　　五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右派知识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使毛主席进一步理解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良苦用心。事情是由范文澜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

　　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时有人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立予驳斥：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如此明确地肯定秦始皇，而且是以和历史学家范文澜对话的方式发出来，并且点名民主人士“骂我们是秦始皇”，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惊悸。于是，他开始了艰难而又苦涩的转弯。

　　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全书凡77条，其中第8条就是《论秦始皇》。在《诗话》中，袁枚曾对罗两峰的诗“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击节称妙。郭沫若驳斥袁枚：“何妙之有？”

　　先驳焚书：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

　　次驳收铁：

　　秦始皇收天下兵器，……所收者乃铜而非铁。

　　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声，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

　　“普天四海大烧其书”变成了办图书馆，为弹压民众所采取的“收天下之兵”竟成了“偃武修文”的创举。为了转过这个艰难的弯子，郭沫若可谓煞费苦心。

　　1963年3月，郭沫若和翦伯赞在广西不期而遇。翦将途中所作之诗录请郭沫若斧正，郭遂将“雄才千古说秦皇”，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他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秦皇”，扣合起来了。(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

　　虽然都是迎合，郭比翦显然高了一筹。“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轻轻的一句话，既荡开了郭沫若当年的“错误”，又摆正了文人和领袖的地位，郭、翦二人目睹灵渠之后方才认识的雄才，伟大领袖早在几十年前就肯定了，史识之高下尽在不言之中。不久，郭沫若又在记游诗中写出：“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用以和翦诗酬答唱和、声气相应。至此，两位史学大师在秦始皇问题上，终于和伟大领袖取得了一致，咸与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