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坛素有“疯子”之称的凌子风导演, 在中国导演的代际谱系中属于标准的第三代导演。作为一位经历战争洗礼的艺术家，他的一生经历就是一部曲折的电影传奇，古稀之年的“变法”给他带来创作的又一次高峰。

　　创造“田庄剧”的演出形式

　　凌子风1917年生于北京一个满族的书香门第世家。1933年，凌子风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后转入雕塑系。1935年，凌子风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舞台美术专业。复杂的教育背景培养了凌子风的多才多艺。

　　抗日战争爆发，凌子风毅然离开校园奔赴延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电影这门刚刚步入有声阶段的艺术也没有超然世外，而是肩负起同民众一起认识时代的任务，为民族的兴亡而奔走呼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凌子风接触到了像蔡楚生、史东山、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这样的进步电影人，并开始接触到电影这门艺术形式。其实凌子风曾经是电影的反对派，他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而电影还算不上。1938年途经武汉时，为筹集路费凌子风接受了武汉电影制片厂的邀请担任美工师，才有了对电影这门艺术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战争期间为了适应战斗环境和农村演出的特点，凌子风倡导不用布景，利用现成的街道、打麦场、大的院落，用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就地取材自编成剧来宣传抗战，创造了“田庄剧”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演出形式。“田庄剧”的灵感与凌子风对电影的重新认识和接受不无关系。

　　此后凌子风曾先后担任过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华北联大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组织过战地摄影队记录了延安保卫战的史实，也参加过许多剧目的演出。

　　从1948年开始，凌子风调至东北电影制片厂专门从事电影创作，1949年到“文革”前的17年间，凌子风导演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大量影片，在电影界获得“拼命三郎”的美誉。除了第一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中华女儿》，凌子风还拍摄了《光荣人家》、《陕北牧歌》、《金银滩》、《春风吹到诺敏河》、《母亲》、《深山里的菊花》、《红旗谱》、《春雷》等。这个时期的凌子风创作丰厚，当然质量也良莠不齐，对此他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回忆起这个时期的创作，凌子风说:“我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律接受，不讲价钱。只要领导说给我拍，好，我就拍。我当作学习、熟悉业务的机会，给我任务我就拍，所以我拍了一些也不是那么好的。”那一代电影人与电影的结缘受着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所以对电影的认知也不可避免烙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这种现象恐怕不是一个人的局限，而是一个时代的局限，在这样背景下的创作也就难免无法保证个人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水准。

　　1949年，第一次当导演的凌子风诚惶诚恐地拍摄了《中华女儿》，之所以诚惶诚恐是因为他这个电影的门外汉领导的是一批电影经验比自己丰富的人，这倒真应了那句俗语——“无知者无畏”。不懂电影“语法”的凌子风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愣是将第五代导演的标志性影像语言——全景加特写这样的两极镜头提前作了尝试。凌子风与翟强联合导演的这部《中华女儿》，也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两个第一:新中国第一部表现革命战争的影片;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

　　1960年，凌子风将被视为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第一史诗的《红旗谱》搬上银幕，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北方农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成为凌子风这时期创作最成熟、成就最高的作品。

　　“文革”初期，凌子风与许多电影人一样失去了自由创作的机会，被打成“黑帮”，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留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艺术创作空白。

　　“文革”后恢复创作自由的凌子风迅速恢复创作状态，1979年拍出的《李四光》预示了他又一次创作高潮的到来。

　　成功改编《骆驼祥子》

　　新时期，凌子风导演的电影艺术创作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时期。在三代导演百花齐放佳作迭出的中国电影的黄金年代，凌子风旺盛的创作力依旧引人瞩目。

　　十年“文革”给经历这段历史的每个人留下的都是难以言传的切肤之痛，对敏感的艺术家的影响恐怕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凌子风的创作更从容也更内敛，他的电影创作从现实题材转向文学改编，影像中的人物从英雄转向底层普通百姓，转向对人性的呈现和拷问，塑造了虎妞、春桃、翠翠等一批性格各异、形象饱满的女性形象。这些作品看似远离了社会现实，但实际以“一种更为准确而巧妙的方式把握、触摸着变革中的现实。凌子风则因边缘而主流”。

　　此时中国传统电影观念正经受着西方电影思潮的冲击，大家期待新的影像语言，凌子风也试图摆脱传统“戏剧式”电影的思维模式，探索与自己以往风格不同的电影叙事方式，这在《春桃》尤其后来的《边城》中都有充分体现。尽量削减和淡化紧凑激烈的戏剧冲突，凌子风更充分地去关注和把握“人”——人性与人情。同时代的另一位导演李俊曾经说过，“所谓民族风格，主要是表现中国人的心理、感情、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此时凌子风的影片虽然是改编自不同作家不同风格题材的作品，但它们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创作者都在试图挖掘人物的心理、感情、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从而让观众从环环相扣的戏剧情节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去体味人物的生存状态，从而具有另一种引人思考的深度。凌子风先后将老舍、沈从文、许地山、李吉力人的经典作品搬上银幕，这一系列文学改编作品，成为新时期电影创作的一道独特风景。电影究竟应该忠于文学原作还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这样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论题，凌子风以掷地有声的作品给出了答案:文学作品对于电影来说只是“未经加工的素材”，改编没有一定之规，具体作品具体对待，凌子风“原著加我”的改编原则就是忠实与再创作这两个对立的规则融合的经典阐释。正因如此，凌子风才没有拜倒在老舍、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家的笔下，亦步亦趋地将文学转为画面，而是既有遵守又融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如此才有了从《骆驼祥子》、《春桃》、《边城》到《狂》，这些烙着凌子风风格的改编经典。

　　1982年，凌子风将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改编为电影，这是老舍先生作品改编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也是凌子风最为普通观众所熟知的电影。观众对这部电影所以耳熟能详，与影片塑造了虎妞这个泼辣能干、世俗精明又不失善良的独特女性形象不无关系。斯琴高娃凭借对虎妞这个角色准确的把握和诠释获得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和第六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成为她演艺生涯中具里程碑意义的角色。影片纯正、浓郁的老北京生活气息，鲜明复杂的人性呈现更是凌子风“原著加我”最生动的体现。影片包揽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美术、最佳道具四项大奖和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