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瞭望新闻周刊》杂志为此刊登文章，对老舍先生逝世前后的一些片段进行回忆。文章中写道，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投太平湖自杀。在此前一天，即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这一天，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愤然离世。老舍先生自杀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以至于长期以来，舒乙等人无法找到先生的遗骨。当时的北京市文联出具了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人道主义沦落何处，由此可见一斑。之所以提及旧事，是想让读者，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对1966年8月发生的那场悲剧以及“文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舒乙的学生傅光明的一段回忆。傅光明倾十余年之力、走访了几十位老舍之死的见证人。“最初的动机就是想为历史留下痕迹，做历史的书记员。”傅找到了一名当年参与孔庙事件的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头目，当年她才17岁。她说，“打老舍的是个老初三的学生。我没让打老舍，我只让打了萧军”，“我没有碰过老舍一个指头……当时没考虑到会出人命什么的。”

　　这个当年被鼓动着同时也鼓动着他“革命”的女孩子，“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老舍自杀了，听说就是在被我们批斗之后。我很内疚。后来又听说还有另一个学校也斗老舍了，心里觉得好受一点了。”在回答是否考虑过向被害者家属道歉的问题时，她哭了。

　　我觉得，这个女性的自白很有标本价值。面对自己早年的荒唐，尤其是听说老舍因为批斗挨打自杀以后，感觉内疚。但是，听说“另一个学校当时也参与斗老舍了”后，心里就觉得好受一点了。因为自己早年做错的事而忏悔和内疚，这是人类良知未泯、人性尚可看到希望的一面。但是，一旦发现同样的罪恶可以由别人一起分担，自己内心深处就好受多了，良心的谴责就减轻多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的一种通病？

　　于是想到“文革”，那段被称为疯狂的岁月。喷气式、文斗和武斗、红袖章、口号、个人崇拜以及打、砸种种被重叠的影像和罪恶，似乎都是一瞬间开始的。其负面影响，至今都没有完全消失。当年整个民族的癫狂，与这种“坏事大家都有份”的从众心理，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大约是有的。一个人去干坏事，必然胆战心惊、小心翼翼。而一旦成群的人可以公开干坏事，甚至得到某种暗示和鼓励，即使杀人越货，始作俑者和参与者也未必就有多少愧疚。这种现象，应该称之为“倚众为恶”。而这，想来也是反思“文革”最大的障碍之一。当事者没有一个人愿意独自出来承认自己的过错，因为大家都有份，所以你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却始终缺乏承担责任的人。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写这篇文字，没有要单独谴责谁的意思。毕竟，在一个荒唐的时代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个人被他所处的时代裹挟着去做某些事情，是常见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具备超乎常人的反省能力和警惕性。我只是觉得，人性之中，确实有一种让人警惕的东西存在。比如，结伙作恶后的心安理得。比如，乌鸦的自我表白：“我不是最黑的，猪的颜色和我一样黑，另外还有锅底呢……”

　　由此想到眼下流行的一个段子。段子说：什么是朋友呢？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

　　前两个好理解，最后一个则似乎是在教唆别人。一起做过坏事，大家都有份：你看你看，咱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一辆战车上的人啊！于是，大家都成了攻守同盟和铁哥们儿了。

　　不知道，这与“文革”，与我们经历过和依然可能还会经历的那些悲剧，有没有必然联系。(冯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