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剧是一个有近四百年历史的古老剧种，排在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列。它首创西皮二黄板腔体合流，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其他地方戏曲剧种。　

　　汉剧也叫“汉调”，辛亥革命后改称“汉剧”，流行于湖北省境内长江、汉水流域以及湖南、河南、陕西、福建、广东等地区。汉剧“皮黄”的形成，以湖北襄阳为根据地，故有襄阳腔之称，其后发展到荆沙、随州、黄陂、武汉，遂形成襄河、荆河、府河和汉河四派。以武汉为中心的汉河派，因地理居中，兼收并蓄，造诣较高，故后来居上，跃然四大河派之首，形成汉剧主流。　

　　解放以前，汉剧成长的年代正值国家多舛多难，它的兴衰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正值我省作家方方新书《水在时间之下》出版之际，本报特推出本期回顾民国时期汉剧在武汉的历史专题，重温武汉本土“大戏”的兴衰往事。　

　　◇汉剧盛衰　

　　1930年代前后，汉剧就是武汉的流行歌　

　　光绪年间的戏剧演出逐渐由草台和庙台进入茶园，这是向剧场过渡的开始。汉口各租界和市区内有丹桂、天一、满春、贤乐、怡园等可供汉剧演出的茶园开张营业，家家生意兴隆，夜夜灯火通明。　

　　民国年间，汉口一家卖“烧腊”的店铺里有位师傅是个远近闻名的铁杆汉剧迷，戏瘾还很深，尤其喜欢看“汉剧大王”余洪元的戏。如果有顾客在他面前谈论余戏如何精彩，他立即像觅到知音般兴奋，一边和人家聊、吹余戏，一边那切猪耳朵的手舞动得飞快，多切了也是无所谓的，最后总是物超所值，着实给那顾客一个大实惠。　

　　这个故事曾在武汉民间流传，汉剧界的老艺人们都听说过。辛亥革命后，武汉三镇商业照样兴旺，因而带来了戏剧百业如花团锦簇般的繁华。作为首屈一指的本地大剧种，汉剧更是老百姓最主要的庆典、民俗和娱乐方式。　

　　当年武汉本土的老百姓都喜欢看汉剧、楚剧，最为普通的待客之道，就是“逛园子”听戏。据史料记载，光绪年间的戏剧演出逐渐由草台和庙台进入茶园，这是向剧场过渡的开始。汉口各租界和市区内有丹桂、天一、满春、贤乐、怡园等可供汉剧演出的茶园开张营业，家家生意兴隆，夜夜灯火通明。到了民国初年，武汉有20余个汉剧班，演员达千人以上。丹桂舞台、老圃游乐园、天仙舞台、长乐戏院等20余家演出场所遍及江城，多数以汉剧演出为主。1919年建成的汉口新市场(即民众乐园)成为武汉市民的“大戏凼子”，其中就有专门的汉剧舞台，长演不衰。　

　　汉剧在舞台上较楚剧“干净”，能登大雅之堂。汉口各行各业的会馆、公所经常会请汉剧班子登台演出。曾成立怡怡汉剧社的票友、汉剧史家扬铎先生在《汉剧在武汉六十年》一文中回忆说：会戏“每每在正午十二时前开锣，到四五时完成。而社庙每每有早台，是在清晨唱三出戏谓之一台戏，这几乎全部是汉剧应承的。”他拿汉口循礼坊夹街的“山西会馆”举例来说明演出盛况——该会馆正殿、正殿两侧、财神殿、天后殿、七圣殿、文昌殿“殿殿有戏台，台台演汉剧”，有时三四台同时演出，观众人山人海。　除了城市，在农村大型的节日庆典、宗族活动仪式上，也无不以请“大戏”(汉剧)唱三天为风尚。　

　　湖北省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有着50年汉剧从业史的胡汉宁提起他心目中汉剧的兴盛时期，用了“1930年代前后，汉剧就是武汉的流行歌”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在他看来，那一时期“兴盛”的标志有很多，比如汉剧作为最大众化、最平民化的艺术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雅俗共赏，有以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为主的大量受众，是武汉老百姓娱乐的第一需要；科班、剧团也特别多，名伶大量涌现，接班人的程序逐渐正规化了；全省的从业人员规模庞大，覆盖面广，在抗战以前就达七千多人，于转移大后方之际编成的抗敌流动宣传队竟有十个之多。　

　　汉剧女艺人从旧法租界冲进中国街　

　　1936年，汉剧重整旗鼓，在民众乐园组成了时代汉剧社。这个剧社几乎将当时汉剧最优秀、最知名的角儿一网打尽。　

　　辛亥革命前后，不少商人出资办科班，老汉口开办天、春、长、顺等科班，培养出吴天保、周天栋、郑天龙等一批优秀汉剧名角。“四大河派”的新老演员大部分也都在武汉三镇集中，艺术交流在武汉达到了空前的局面，一批批“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式的演员和十大行的著名艺人不断脱颖而出。　

　　1920年代初，汉剧吸收女艺人登台演出，七龄童(叶慧珊)成为武汉第一个汉剧女艺人，其后，汉口出现八大家汉剧坤伶竞相登台献艺的局面。1928　年，汉剧训育女学社(即新化科班)应运而生，培养出当代著名汉剧大师陈伯华等一批杰出女艺人。不过在旧社会里，女戏子不过是一些达官贵人和地痞流氓的玩物，一旦成名，命运叵测。由陈伯华口述的回忆录《陈伯华舞台艺术》就记载了曾经风靡一时的坤角花旦前“三鼎甲”的黄大毛，在演艺最旺盛之时被军阀少爷萧福成看上，霸占为妾，最后只好靠鸦片度日，郁郁寡欢，终至含恨而死。　

　　1926年，北伐战争打到武汉，汉剧三生名伶、戏曲活动家傅心一参加了革命宣传工作，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领导下，筹备组织了各剧种及剧场职工参加的“湖北剧学总会”，并担任委员长。他打破门户之见，将黄孝花鼓戏改称为“楚剧”，还推荐汉剧琴师严少臣帮助楚剧，改人声帮腔为胡琴伴奏，推动了楚剧的发展。另外，他还收汉剧女艺人到“剧学总会”登记，帮助她们由法租界冲进中国街，和汉剧男演员同台合演，又打破了保守思想的枷锁。　

　　1931　年武汉遭受大水灾，汉剧艺人纷纷流离他乡。汉剧坤角花牡丹等　30　余人到四川后，与川剧名伶贾佩芝等举行救灾义演。是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川的汉剧艺人群情激愤，立即上演傅心一新编的时装汉剧《男女义勇军》，受到重庆各界欢迎，不少观众当众烧毁日货。大水退后，流落在外的汉剧艺人陆续回汉，但武汉十多家汉剧剧场只剩半数，十大行当的挑梁名角也大多辞世，汉剧元气大伤。到了1936年，汉剧才重整旗鼓，在民众乐园组成了时代汉剧社。这个剧社几乎将当时汉剧最优秀、最知名的角儿一网打尽，此后每晚演出两场，场场客满，仅《天河配》一剧就连续演出半月而不衰。

　　抗战时期，十姊妹为献金而唱　

　　经历了八年抗战，一路颠沛流离的汉剧艺人损失惨重，死伤几百人。　

　　抗日爆发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全国文艺界名流云集在此。在1930年代开始从艺的汉剧老艺人刘小中的印象中，为了纪念七七事变，武汉三镇连日开展了盛大的献金活动，白天举行集会，晚上则举行火炬游行。在汉的各剧种从业人员都愿为救国出力，不仅捐献钱物，给前线战士寄去慰问信，还联合一起为献金演出。当时，汉剧女艺人张美英提议到台下卖花卖糖，得到了云仙子、凤凰旦、盖鑫培、刘金凤、万尧刚、花艳云、黑牡丹、黄美云以及京剧女艺人新慧琴、碧艳云等人的积极响应。她们组成了抗战宣传十姐妹，都穿上蓝布旗袍，胸前用白丝线绣着“更新”二字，表明自己已不是旧戏子，而是今天宣传抗战的文艺战士。在剧场、电影院开演之前，她们手端糖果盘，怀抱大束鲜花，一边卖糖卖花，一边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十姊妹为献金而歌唱，引来人们纷纷将法币、铜元、银元、手表、金戒指等放进了糖果盘和献金台，一时在江城传为美谈。　

　　1938年，汉剧艺人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下，通过“留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所”的组织，又成立了十个汉剧抗敌活动宣传队，由傅一心带领先后奔赴湘、豫、川一带宣传抗战。当时，他们遵循“剧场即战场”“、舞台即炮台”的口号，编演了一批反抗侵略、发扬民族气节的历史剧，如《岳飞》、《江汉渔歌》、《文天祥》、《屈原》等，同时还有时装戏《汪精卫卖国求荣》、《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等。有部分艺人甚至直接参加了抗战救亡的斗争，如王顺琴等。　

　　经历了八年抗战，一路颠沛流离的汉剧艺人损失惨重，死伤几百人。十个宣传队，除了一队还保留20余人外，其他九个队全部冲散，流落他乡，有的自行组班，艰难维持生计。解放战争期间，政局动荡不安，又有各种苛捐杂税压迫，不少艺人生存陷入了困境。至解放前，武汉仅存美成、新长乐、共和舞台、劝业剧场、新市场等六七个残缺不齐的旧汉戏班，整个汉剧处在奄奄一息的境地。　

　　◇大腕　

　　余洪元　　

　　“末”的时代来了　

　　民国时期，一代汉剧宗师余洪元无疑是汉剧界的超级大腕。此人小时候嗜汉剧成癖，常至菊班玩票，17岁父亡，家业凋败，遂以“票友”下海，最初在江湖草台班献艺，继而入汉剧同乐班，后在汉口扎根下来。他扮演的刘备、孔明、杨继业等，功夫独到，成为汉剧老生表演艺术典范。汉剧十角一向以“三生”为重，自余洪元出，渐以“一末为首席”，成为衡量一个戏班优劣的标准。　

　　1920年，应北洋政府之邀，由余洪元领衔赴京为湖北水灾、兵灾义演。这次演出，不仅受到了北京观众和京剧界同行们的热烈欢迎，还得到了湖北籍的大总统黎元洪的赞赏。剧团离京时，黎特赠亲笔书写的“急公好义”、“慷慨悲歌”金匾二方，前方赠给汉剧公会，后方赠给余洪元本人，余的威望也由此提升。此后，身为汉剧公会会长的他，经常领着汉剧名伶走南闯北，开辟了汉剧演出的新阵地。

　　◇京汉合演　

　　周信芳向汉剧宗师余洪元学戏　

　　1929年冬，由汉口老圃游艺场老板胡明舟、经理朱双云出面，邀请以余洪元领衔，牡丹花、吴天保、大和尚为台柱，组织一个百余人的、行当齐全的“福兴班”汉剧团赴上海丹桂第一舞台演出。头天开演，各行均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如余洪元演《兴汉图》、牡丹花演《打花鼓》、吴天保演《荥阳城》、大和尚演《广平府》，可容纳2000多人的三层楼剧场爆满，在上海滩各界人士中引起了轰动。麒麟童(即周信芳)、高庆奎(高盛麟之父)、林树森、金少山等京剧名伶每天演完戏后都赶到剧场看戏，周信芳向余洪元学《四进士》、《打芦花》，其他名伶也对口向汉剧名伶学戏。　

　　班主胡明舟看到每天爆满，想延长合同再多演一个月，他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就说“汉剧是京剧的鼻祖”，没想到这种过分的吹捧却适得其反。京剧票友看到报纸上的广告词，大为不满，他们说，我们是来看汉剧的，不是来看“祖宗”的，还把预售票全部退了。看到只有半场观众，余洪元演劲大落，竟在演《失印救火》中把脚扭伤，几天不能演出，而后报上刊文说“鱼(余)困沙滩倒了运……”周信芳、林树森等人忙向上海票友多方劝解调和，这才勉强演完了一个月的合同期。余洪元对此次上海之行大为不快，从此久守武汉不到外地演出。　

　　而在武汉，京汉两剧种的势力消长也发生着变化，随着京剧的羽翼日益丰满，两剧从合演转向劳燕分飞。京剧传入武汉之初，受到几年冷落，它要扩大观众面，汉剧则要保持旧有的强势，京汉合演的局面便在大舞台的演出中经常出现，只要挂京汉合唱的戏牌，准满座。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明显以汉剧为主，京剧为辅，例如所登的广告一定都是把汉剧所要演出的剧目放在中间，京剧的演出剧目则放在两边，而且演出的顺序也是京剧在前，汉剧作为压轴好戏则被排在最后。不过，1928年10月以后，京剧受宠的大好形势使得演出广告上再没有了“京汉合演”字样，余洪元、牡丹花的名字和汉剧戏码全不见了，而京剧班子的人名和戏码放大了，占据了全部版面。　

　　◇风俗　

　　把皇太子当　“祖师爷”供　

　　汉剧艺人历来把唐太宗之子(“老郎王爷”)认定是自己的祖师爷而敬奉。武汉老郎庙在“楚班公所”，辛亥革命时，被清兵焚毁，民国9年重建，改名为“汉剧公会”(旧时在汉口戏子街楚班巷内，今称人和街)。原老郎爷神像被毁，重建时雕刻了丈长金色盘龙边的牌位，上写着“敕封老郎先师之神位”，左右牌位是“琴音童子，鼓板郎君”，今都不复存在。　

　　已故汉剧艺术家、汉剧史学家刘小中曾回忆，旧历3月18日是老郎祖师爷的生日，7月23日是他的忌日，每逢这两天，艺人们总要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比如到了3月17日，当家旦角用檀香木烧的热水给他洗澡，换新龙袍，(有的演员倒嗓失音，要喝洗澡水发音)，这天晚上把最好的戏服摆出来，把象征性的“皇宫”搭起来，再点大鞭大炮。香火缭绕，隆重地给他祝寿。大戏班的班主请全体艺人吃十大碗菜的筵席，小班子的艺人们自己卖两天戏钱也来同乐祝寿。艺人们为自己的祖师爷祝寿自然会演出平生最好的戏，所以这两天的戏，即使戏价高一点，观众也喜欢买。18日正寿之日，胜过了年节之日。一般是南方戏班做生日，北方戏班做忌日。这两次纪念日，都是戏班的淡季，南方三四月插秧割麦正农忙，北边六七月间也是如此，收割季节无人看戏，这“麦荒”时节正好利用来做老郎会。　

　　凡是“老郎先师”的诞辰和忌辰，都不能随便改变，钱多大做，钱少小做，表示不忘师恩。另外，艺人们把皇太子当着自己的“祖师爷”供奉着还有另一重意义，即借机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老话说，世间只有三行丑——王八戏子吹鼓手。艺人们在旧社会被称为“隶卒倡优”四大贱民之列。在平时生活中，他们把自己的宿舍称为“官店”，大门口两边排立“肃禁”、“回避”四块站牌，还轮换守门。厨房人员称伙房“老爷”。乞丐不准上门求讨，只能到后门还了江湖礼节送了恭喜后才有饭吃。　

　　◇汉剧与武汉方言　

　　演汉剧，要说武汉官话　

　　汉剧的舞台语言与武汉方言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有着50年汉剧从业史并多年从事地方戏曲研究的胡汉宁认为，汉剧就是以武汉官话为基本舞台语言，那些汉剧名角说唱的都是一口标准的武汉话，外地剧团要立足武汉演出，就一定要“洗口”，改说武汉官话，不然会被观众哄台、嘲笑。　

　　戏曲研究专家杨德萱称，他所在的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目前正着手武汉方言俗语与汉剧的渊源关系研究工作。据他介绍，汉剧发端于民间，其行业内称谓与行当用语不少已融入武汉人日常生活用语中，但许多名词所指已与本义面目全非。如：一末带十杂，业内原本为两个行当的称谓，现在常被人们用来形容什么事都要做或什么事都能做，另有“好佬”(好字读一声)一词，原为形容戏班内业务能力强、文武兼备的人，而现在人们在引用该名词时，已成贬义，往往用来形容混混或惯于忽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