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帝国，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人人都梦想着服一粒可以益寿延年的灵丹妙药，以至于形成了日胜一日的举国上下祈求长生不老的风气。于是，来自西域和南洋化外的胡僧、来自道教名山的方士成为了最吃香的远方来客，因为他们能炼制长生不死的神药。

　　唐朝的长生不老丹药，种类繁多、系统不一、方剂互异、用药有别，而冶炼炮制的方法手段也各有各的高招，但通常都秘而不宣。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些丹药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魏晋时文人服用的“五石散”，一是域外传进中土的炼丹术。

　　说起唐朝的万民求仙问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当时有一个名叫“那罗迩婆娑”的高僧，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门岛渡海来到大唐，被唐太宗李世民聘为高级医药顾问一职，专门负责监制御用的长生不老之药。为此，李世民专门派人在太极宫的金飚门外，建造了一座炼丹的冲天炉。白天火光冲天，夜晚耀如白昼。对那罗迩婆娑，身为九五之尊的李世民可谓是礼仪有加。每当这个胡僧朝圣时，李世民都要亲下丹墀，合掌礼敬。《旧唐书·郝处俊传》有记载，“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婆娑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元史·宪宗纪》也说，“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

　　但是，如果看到李世民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一次御前会议上的那些训话，好像感到他对求仙长生有着嗤之以鼻的厌恶之情，他说：“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出自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卷六)仅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李世民不仅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而且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向秦始皇、汉武帝挑战。可是，据宋代名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记载，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断了服用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疾笃；辛卯，上幸其第，流涕与诀；壬辰，薨。上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公勿复言！’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横桥，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朝廷的两大重臣房玄龄和长孙无忌对李世民劝阻的坚定态度，是因为李世民服药已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还可由此判断出，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鲁迅先生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据《抱朴子》所载，其所含药物成分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所载为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方至少不下十余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的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于拦住唐太宗的坐骑，力劝李世民回宫静养。

　　既然服药如此受罪，为什么还有人要自讨苦吃呢？这是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更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滋阴壮阳的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也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他在专著《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认为，有关长生不老之术、永寿不死之药，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的古老性文化里面，都是与房中术相关连的一门学问。所以，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的。

　　中天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