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先锋实验文学，再到身体写作、网络文学的勃兴，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文学走过了怎样的一条道路？这条脉络的背后，又透露了怎样的时代特征？

　　近日，孟繁华、陶东风、贺绍俊、王一川、王彬彬、李建军、何言宏、刘川鄂等评论界大腕云集成都，研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论坛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当代文坛编辑部与绵阳师范学院承办。“可以看到的是，新时期30年的文学走过了一条精英化与去精英化的道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概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则提出，“新闻消遣型批评日益壮大，严重挤压学术性批评的生存空间，可以看做是30年来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

　　陶东风把新时期最初的10年概括为“精英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通过否定民粹主义的思潮来确定精英文学和精英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他看来，民粹主义的思潮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工农兵文学、样板戏等。他又把这个精英化的过程分为两段，其一是启蒙文学时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其主导的类型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特点是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引导作用，把原来的那种“知识分子是学生，大众是老师”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强调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启蒙；其二则为纯文学时期(80年代中后期)，主要文学类型是先锋实验文学，纯文学的拥护者和实践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启蒙文学其实是旧文学，是工农兵文学的延续，没有提出新的文学的规范，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却没有文学创新的意义，“应该说，在当时历史阶段，纯文学概念的提出是有相当强烈的革命性的意义的”，陶东风如是评论。

　　但是，“这种精英化的思潮，在90年代初就开始面临着一种被解构的趋势，也就是去精英化的趋势”，分析其原因，“其动力机制是自下而上，其思想文化基础是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市场化、大众文化的兴起，而其技术传播基础则是新型传播工具——网络的出现”。陶东风还做了一个颇具意味的观察，去精英化的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王朔，但当时的王朔并不占有明显优势；直到大众文化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文学和文化参与门槛的降低，作家变为写手，文学成为“小说”时，“草根完成了对精英的颠覆”。陶东风表示。但四川大学教授阎嘉提醒的是，现在所涌现出的大众文化现象并非都是消极的因素，它们强大的解构力量值得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也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文学大致分为前10年和后20年两段。前10年可称为启蒙文学时期，而后20年的文学则面目不清。“文学环境也越来越鱼龙混杂，作家的创作越来越受制于市场，创作的自主性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大的伤害。”《当代文坛》杂志社主编罗勇提出，从小说创作来看，不可否认近年确实出现了一些感人的作品，但大多作品的文学气象、精神品质仍需大打折扣——都一致地表现出对现实经验太执著、贴现实太近，近乎生动的纪实文学故事而非小说，他认为，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代作家在知识结构与精神储备方面的差距。

　　综观30年来的文学批评，同样呈现出了“去精英化”的特质。王一川表示，30年来，文学批评发生了裂变，形成了两个集团：第一个是学术批评圈，由于长期孤芳自赏，其范围变得越来越小。第二是越来越强大的新闻消遣型批评，以公众为衣食父母，主要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娱乐文章(节目)中出现，要有看点和卖点，主要反映作家作品的动态，具体文学作品的点评则并不涉及，满足公众的娱乐休闲消遣需要。它能量巨大，在客观上起到了文学批评的作用，成为了紧密沟通作家与公众基本的日常市场渠道，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公众的文学趣味和阅读取向，这样两种批评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局面。对此，他开出了“药方”：“面对新闻消遣型批评的汪洋大海，学术性批评要且退且战，以寻找自己的阵地。”同时他还提出，时代应该呼唤一种新的批评家的出现。“他们应该本身属于学术性批评圈，而又能渗入新闻消遣性批评圈进行战斗；是在教导专业学术之余，又能在社会公众中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的风流才俊；是既能著书立说，又能利用大众媒体进行短兵相接的潇洒战士；以及敢于向学术批评陋习发出冷峻深刻的质疑者。当然，他们已经在路上。”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则更愿意从乐观角度来看待文学批评30年。“上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已构成一个崭新的阶段，它的意义就在于开始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学批评生态环境。”确实，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文化语境、文学格局、知识谱系、学科体制及知识生产的方式都已经有了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批评。贺绍俊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形态是比较单一、缺乏生态性的，而社会转型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记者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