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今年高考作文题，取材于《红楼梦》中“试才题对额”一回，大观园落成后，宝玉等人穿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第一处景致：一派好水，一桥一亭翼然水上，贾政欲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

　　没想到，“沁芳”二字大有来头，在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看来，竟是《红楼梦》全书的总体象征所在。

　　■ 他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就是“沁芳”

　　《岁华晴影》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随笔集，全书辑选了作者随笔精品88篇，大致有读书治学、自我观照、讲“红”说“梦”、追忆故交、前尘往事、文化反思几方面的内容。关于“沁芳”，周汝昌说过：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此名何义？这就应该温习王实甫大师在《西厢记》里给崔莺莺安排的第一个曲子“赏花时”，她唱的是：“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红楼梦》里，众人搬进大观园后，作者正笔详述的第一件事就发生在沁芳闸。

　　那天正当三月中浣，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即《西厢记》)，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从头细看，只见一阵风过，把树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便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儿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就在此时，宝玉遇见了正要葬花的黛玉，黛玉告诉他：“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

　　周汝昌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象征全书所写女子的总命运，宝玉是群芳不幸结局的总见证人，因此他题“沁芳”二字必有缘故。而且根据曹雪芹原意，黛玉其实并非因病而死，而系投水自尽；《红楼梦》中曾反复引用“落红成阵”“花落水流红”“流水落花春去也”等诗句；“沁芳”实为“浸芳”，它是沉浸(埋葬)群芳(女子)之水，大观园中的女子在这里相聚，最终却又像缤纷的落花一样，随流水远逝。这就是“沁芳”二字的真正含义。

　　■ 曹雪芹遗物“天上难寻，人间罕遇”，警惕学术的名利心

　　周汝昌先生这本《岁华晴影》中，有一篇文章《雪芹遗物》，其意义已然超出“红学”。

　　此文一开头就是一句“惊人之语”：“做学问最忌的是什么？是名心同利心。名心利心这种东西，常常会化为另一种心——小人之心。”

　　接下来，周汝昌就以“曹雪芹遗物”为例，讲述了这种小人之心。

　　如今，曹雪芹的遗物简直是“天上难寻，人间罕遇”。有的红学曹学家，对此梦寐以求，“然而世有黠者，穷极无聊，看出芹迷的心事，遂投所好，钻了空子，炮制出一串假古董，愚弄痴人。于是好事情便被这种坏人搅得一塌糊涂，不明真相，轻易相信的，至今还在对这些骗人的东西津津乐道。”

　　这还只是“小人之心”的第一层次，然而还有第二层次。

　　有一位“红友”，笃信骗局伪物，自信是“二百年来的最大发观”，写文章为之宣传，还害怕旁人先知，夺去“发现专利”，直到发表之事统统安排定局，这才对周汝昌“宣布”。周汝昌看后，觉得疑点太多了，不信。可笑的是，对方多次来问：“你的著作里为何不引用我这批珍贵的资料？”周汝昌只好婉言托辞，说：“那是老兄你的发现，我不当掠美。”对方说：“没关系，你还是该引用。”

　　后来，对方也明白是周汝昌根本不信之故，于是就对人说些闲话，意谓：“周某人竟不相信！要是他发现的，那就不是假的了。”

　　这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悲又可恨了。

　　周汝昌自己感喟：“我写文至此，读者阅文至此，似微闻耳际有叹喟之声。”

　　记者读到此处倒是想起，鲁迅发表《阿Q正传》，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却常被人以为是在影射、攻击某人。鲁迅不由得叹息：“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说来也是有趣，周汝昌先生在书中多处引述鲁迅的意见；而周先生自己，也多次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就是要较真，就是不“雍容大度”。这种态度，实在也有点像他的本家鲁迅。

　　■ 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壮思堂”有感

　　《岁华晴影》中，还记述了周汝昌本人一些文字因缘。比如，1979年，周汝昌应邀赴美参加国际红学研究会，认识了那时尚在加拿大工作、居住的诗词学家叶嘉莹。他与叶嘉莹虽不是校友，青年时代却有一位共同的老师——文史学者顾随。更巧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叶嘉莹在北平就读辅仁大学女生部，该部就设在恭王府；而根据周汝昌考证，恭王府就是大观园原型。他将自己写的《恭王府考》一书寄给叶嘉莹，果然引起叶嘉莹对往事的回忆，写来五言律诗三首，“落落大方、情味弥永”，周汝昌读后深受感动。

　　还有更加奇妙的文字因缘、文化因缘、历史因缘。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周汝昌正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日军包围、封锁、解散燕大那一天，他正听系主任谢迪克教授讲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非常精彩入神——而当此际，变生不测了！此事我永难忘记。”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汝昌再度赴美交流，得知谢迪克教授仍健在，已86岁。当初他被日军关在集中营里，还从事《老残游记》的翻译事业。谢迪克教授后来应邀重访北京，他到北大燕园的第一讲，就是重续四十年前被日军打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得知谢迪克教授是《老残游记》的英译者，周汝昌感到兴奋：他非常喜欢和佩服《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是第一个指出，“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就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人，他对《红楼梦》的理解极其深刻。

　　在美国，周汝昌讲的是红学，感怀的是民族的文化历史。1987年，他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交流，讲《红楼梦》的结构。“进了讲室，已经座无隙地。拾头一看，见讲台上方高悬一匾，写着‘壮思堂’三个大字。我心中着实有所感动——在美国的学府中，却挂着中文汉字的匾额，反而倒不像中国人自己，专门效颦一些‘洋味’，以为不如此不‘高贵’，而不去想一想：我们中华文化在海外是如何地受重视而显辉煌。”

　　这间“壮思堂”，记者查阅了一些资料，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所在，本名Jones Hall，直译或可译为“约翰楼”。楼里有爱因斯坦办公室，那位患有精神分裂症、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数学天才纳什常在此楼工作，反映他人生的电影《美丽心灵》在这里摄制。这座楼的202室是一个雅致的会议室，正中间挂着中国台湾著名艺术史研究者庄申教授题写的字“壮思堂”，把Jones Hall译作“壮思堂”，真是很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