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手札百读不厌，《渡海帖》尤甚。“轼将渡海”“梦得秘校阁下”，两行沉甸甸的字，就像两个难解的谜语，结成两个奇形怪状的谜团，吸引着我，诱惑着我。

　　“轼将渡海”，是文学的夸张修辞吗？如果不是，他为什么渡海，何时渡海，是真的渡海，还是假的渡海？一千年前的海，给人的感觉会比今天汹涌，也会比今天惊骇。苏轼，不怕吗？

　　反复阅读《渡海帖》，知道了苏轼渡海的经过。这通手札是1100年6月13日，苏轼即将离开海南时写给梦得秘校的。梦得秘校，就是赵梦得，是苏轼1097年在海南澄迈结交的朋友，那一年苏轼60岁了，自惠州贬至海南儋州。苏轼屡屡被贬，只是往昔的贬谪之路有土可依，尽管路遥坑深，走在上面，心要踏实许多。往儋州，只能渡海，此前，苏轼没有渡海的经历，还历之年渡海，是一次什么样的挑战，不言自明。

　　写完《渡海帖》的苏轼，将要第二次渡海。有意思的是，他在海南澄迈登岸，结识了赵梦得，离开海南，在与赵梦得相识的地方留下了深情款款的《渡海帖》。我无数次凝望《渡海帖》，读文看字，心旷神怡，于是浮想联翩，苏轼是如何渡海的。一次是60岁渡海，一次是63岁渡海，两次渡海，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人生感受。

　　苏轼晚境堪忧，随时可能被贬到任何地方。59岁，被贬惠州，刚刚落定，又贬至儋州。作为朝廷命官，他别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1097年4月19日，苏轼离开惠州，第一站到广州，又从广州乘船到了梧州，然后再向南行，来到雷州半岛。在雷州，他见到了贬至雷州的苏辙。兄弟相见，百感交集，对世事多有忧虑。苏辙与兄长苏轼手足情深，他陪哥哥来到雷州徐闻递角场，准备渡海。如今已经被海堤围拢起来、种植着红树林的徐闻递角场，在北宋年间是有名的交通要塞。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边帅门》中讲道：“汉武帝斩南越，遣使自徐闻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闻县递角场，直对琼管，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时以海道闭绝，弃之。梁复置崖州。”南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也有相同的记载：“徐闻有递角场，与琼对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

　　“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周去非说得轻松；赵汝适更是轻描淡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然而，三百六十余里的海上航行，怎么会一帆风顺呢。面对“半日可到”的航程，苏轼忧心忡忡。从惠州到广州，见到了从刑部尚书任上弹劾下来、时任广州太守的王敏仲，离开广州之前，他在与王敏仲手札中悲凉地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去海南儋州，苏轼没有打算活着回来。

　　徐闻县，由广东省湛江市管辖，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市了。宋代，徐闻盐业发达，经济繁荣，自然需要一个往来便捷的递角场，徐闻递角场就成了中国南部重要的交通要塞，许许多多的盐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徐闻与海南岛隔海相望，也是去往海南岛的必经之地。苏轼到达徐闻，苏辙为伴，兄弟之间依然会臧否时局，想当年，两兄弟在开封科考，成绩突出，宋仁宗看到他们所写的策论，颇为自豪地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兄弟暮年，一个贬谪儋州，另一个贬谪雷州。苏轼与苏辙的满腹箴言，不知对谁言说，他们只能在寂寥的海边洒泪哀叹，等待分别之日的到来。1097年6月11日，苏轼与苏辙在徐闻递角场辞别，他在儿子苏过的搀扶下，登上了一条客船。在徐闻，时光难挨，那段复杂的情感经历，苏轼在他的《和陶〈止酒〉并引》一诗里记载下来了——

　　“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

　　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已。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读了这首诗，仿佛一千年前的一幅生活场景浮现在眼前，湿热的海风吹着，四野漆黑一片，苏轼、苏辙夜不能寐，而天亮时分又是兄弟分别的时刻，他们心如刀割，尝尽了人生的凄苦。

　　苏轼搭乘的客船驶离了徐闻递角场，向对岸驶去。这一段生活，苏轼刻骨铭心，写下了许多情深义重的诗文。一篇篇、一首首读下去，想象苏轼在海上的航程，不断地自问，他搭乘什么样的客船，能够“一帆济海，半日可到”。

　　应该说，宋朝的海上交通有了一条清晰的线路，贸易需要，造船业和航海业得以发展，造船、航海技术也有了大幅度提升。自宋朝开始，中国海船异军突起，频繁穿梭在中国到印度的航线上。中国的海船宽大、稳定，设备优良，指南针的应用，保证了航船的安全，因此得到外国商人的青睐。苏轼辞世20余年后，宋徽宗派遣徐兢出使高丽，宋徽宗命令明州招宝山船场建造“循流安逸通济神舟”“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每艘船舱分为三层，水手180人。徐兢与一班人马乘“神舟”到达高丽，引起高丽朝野震惊。在船上，徐兢有了切身的体验，他把自己看到的情景记录下来：“洋中不可住，惟观星斗前迈。若晦瞑，则用指浮针以揆南北。”也就是说，船员夜观星象，白天观太阳，阴天依靠指南针指引航行的方向。宋朝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是被朝廷贬谪的“五品琼州别驾”，是个虚职，自然无资格乘“神舟”出行。不过，从北宋的造船技术与工艺水平来看，在大宋海上航行的船只还是有一些名堂的。也就是说，苏轼渡海，会有航海设备与航行技术保障。但毕竟是第一次渡海，内心肯定焦虑，望海而叹。这种感觉，既来自大自然不可预知的神秘，更多的是来自政治上的淫雨腥风。远在开封的政敌欲置苏轼于死地，他们不顾苏轼年迈体衰，决然把他贬谪海岛，苏轼当然懂。

　　我们不知道苏轼乘什么样的船渡海，与他同行的亲友除了苏迈还有谁？他在船上的生活怎么样？读苏轼的《伏波将军庙碑》，看到了一点蛛丝马迹。这篇碑记是他在儋州所写，其中一段陈述了渡海的所见所感：“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舣舟将济，眩栗丧魄。”苏轼渡海，有可能“一帆济海，半日可到”，但是，在大海上漂泊，他眼中的桅杆与风帆，一定是奇形怪状的，因此才有“舣舟将济，眩栗丧魄”之叹。的确，苏轼深陷精神困境，他到儋州后给宋哲宗写的《到昌化军谢表》有所表露：“……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轼(中谢)，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文炳焕，汤德宽仁。赫日月之照临，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动，稍赐矜怜；俾就穷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苏轼的贬谪之路可谓波谲云诡。

　　苏轼一行是在1097年6月11日夜抵达海南岛澄迈县的，在通潮驿住一晚，便去琼州府城报到，履行相关手续，又回到澄迈，住在赵梦得宅院。从此，与赵梦得结下深厚友谊。苏轼在儋州期间，赵梦得曾往开封、成都、许州等地，去看望苏轼的家人，带去苏轼的问候。对于赵梦得的真情，苏轼记在心里了。他书“赵”字榜书赠送，又为澄迈赵家大院的一个亭子题写了“清斯”，另一个亭子题写了“舞琴”。同时，还将自己书录陶渊明、杜甫诗的书法和自己的诗稿相送。苏轼在儋州的生活日趋稳定，心情开朗起来，他与赵梦得手札，邀请他一同饮茶：“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赵梦得在苏轼心中的分量，于此可以掂量出来。

　　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他经历过无数风雨，他在荒凉的海岛克服内心的焦虑，抗争悲惨的命运，努力打开心扉，让光芒照射进来，他对未来还有憧憬。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底，宋徽宗下诏书，苏轼以琼州别驾的官职移廉州安置，他长长喘了一口气。这一年宋哲宗驾崩，赵佶继位，是为徽宗。宰相，也就是苏轼政敌章惇大权旁落。接到诏书，苏轼整理行囊，六月十日离开儋州，在澄迈落脚。来时澄迈，去时澄迈，苏轼神伤，看到澄迈的一景一物，尤其是刚到海南所住过的通潮驿，给了他无尽的想象，遂吟诵《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一：“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其二：“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即将离开海南岛，与友人一一辞别。他当然想与老友赵梦得见上一面，约定下一次的见面时间，可惜，赵梦得不在澄迈，他提笔给他写了一通手札：“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轼将渡海”，此札被称为《渡海帖》，语言素朴、沉郁，字迹“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是中国书法史一道耀眼的光芒。写完这通手札后的第七天，苏轼再一次渡海，他从澄迈上船，在徐闻递角场登陆，结束了平生最后一次贬谪。徐闻递角场，也是苏轼刻骨铭心的地方，刚刚下船，他就来了诗性，于是我们读到了他的七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两次渡海，增添了新的人生体验。对于文人来讲，这是磨难，也是成长，但，更多的还是磨难。苏轼到廉州，依惯例，给宋徽宗写了《移廉州谢上表》，不久，继续北返，1101年5月至常州，在这里仅仅生活了48天就离开了人世。他的在天之灵会听到海鸥的鸣叫，海浪的咆哮。

　　(作者：张瑞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