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杜建录：宋辽夏金何以都被称为“桃花石”？

　　中新社银川4月29日电 题：宋辽夏金何以都被称为“桃花石”？

　　——专访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杜建录

　　中新社记者 李佩珊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宋辽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进入农耕区和农牧交错地带的契丹、党项、女真和汉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杜建录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这一时期，无论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自认为是“中国”，这种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竭源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宋辽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有哪些特点？

　　杜建录：宋辽夏金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汉唐时期比较，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最突出的特点是北方少数民族相继进入农牧交错地带或农耕区，逐渐放弃传统游牧生活，开始转向农耕和半农半牧生活，这本身已是一种文化认同。

　　此前的北方民族，如秦汉时期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回鹘等，主要活动在大漠南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没有大量迁入农牧交错地带，因此融合相对缓慢。随着中原王朝实力强弱变化，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在河套地区处于你进我退的“拉锯”状态。

　　宋辽夏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居住、生活在农牧交错地带。就西夏而言，从黄河大套到河西走廊，党项人和汉人、回鹘人、吐蕃人等交错杂居。

　　中新社记者：这一时期，各民族如何交往交流交融？儒家文化对少数民族政权有哪些影响？

　　杜建录：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对周边民族地区的影响从未间断，汉代王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就带去了儒家文化。但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远不及宋辽夏金时期。

　　党项人、契丹人、女真人迁居的半农半牧与农耕区，原是汉族人民农耕生活的地方，先进的耕作技术、金属工具、水利灌溉设施、文化形态等，推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辽、夏、金政权不是部落酋长国，立国思想是君君臣臣的儒家纲常，而不是游牧社会的部落思想。

　　儒家思想在辽、夏、金的主导地位，最突出表现在对孔子的尊崇。唐、宋两朝，孔子被尊为“文宣王”。而在西夏，孔子被尊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尊孔为帝的政权，反映出儒家思想已成当时少数民族政权的主流思想。

　　中新社记者：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是史学家、语言学家破译辽、夏、金历史的依据之一，其字体结构与汉字有很多相似之处。除了文字上的相似，辽、夏、金文化与中原文化还有哪些相通之处？

　　杜建录：辽、夏、金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都是对中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契丹文、党项文(俗称西夏文)、女真文都借鉴了汉字的方块形态。同时，还沿袭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比如，西夏的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等机构是借鉴宋朝，甚至连“开封府”这种地域性很强的官衙名称也照搬，作为都城兴庆府的府衙。

　　此外，辽、夏、金等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和宋朝北方地区基本一致，如水利灌溉技术、铁农具和“二牛抬杠”的耕作技术、土地租佃制等。

　　由此可见，宋辽夏金时期，各民族间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新社记者：宋辽夏金时期，与西方的交流也非常密切。当时东西方的交流形式有哪些？

　　杜建录：许多人认为宋辽夏金时期是多民族政权割据的时代，丝路贸易受到很大限制或阻断。其实不然，这个时期，中西交流依然密切。

　　控制大漠南北的辽朝，通过草原丝路跟中亚、西亚保持密切联系，将东方的丝绸等物品传到西方。西夏通过陆上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积极开展丝路贸易，将西域、中亚、西亚等地出产的渡金银花鞍、雕花马鞍、渡金银花香炉、蜜蜡等，通过贸易使团转售到内地。宋朝不断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并在西北地区开辟了一条青唐路，即从秦州(今甘肃天水)出发，经青唐(今青海西宁)向西域方向延伸，成为当时贸易交流的重要通道。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经河西走廊丝路和经青唐道丝路、海上丝路同时存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社会的繁荣。

　　中新社记者：宋辽夏金时期的民族交融中，中华文化如何被逐渐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何作用？

　　杜建录：传统观念中，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是中华正统，周边民族是夷狄。但随着少数民族进入内地，特别是入主中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少数民族逐渐认同中华传统文化，自认为是中国，如西夏把宋朝称作南朝，把契丹称作北朝，自认为是西朝。可以说，宋、辽、夏是中华大地上的三个兄弟政权，都是中国。因此，古代中亚人把宋、辽、夏、金，都称为“桃花石”。

　　201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论及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时指出，“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各民族政权都是中国的特点。

　　中新社记者：辽、夏、金遗民如何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杜建录：民族融合是漫长的历史过程。辽、夏、金政权由多民族组成，辽朝除契丹人外，还有汉人、党项人、回鹘人、鞑靼人。金朝除女真人外，也有汉人、契丹人以及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其他族群。西夏除党项人外，还有汉人、吐蕃人、回鹘人、鲜卑人等。因此，辽、夏、金立国的过程，就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在多民族政权内部交流的同时，各政权间的交流也十分密切，宋、辽、夏、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这种多层面、多维度的交流，到元朝统一中国时，进入内地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和汉族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蒙古人将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族统称为汉人。

　　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中华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壮大，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开放包容是中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特点或基本模式。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不是哪一个单一的民族的文化。同时，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汲取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去其糟粕。正因为如此，才辉煌灿烂，生生不息。(完)

　　受访者简介：

　　杜建录，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