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出土编号文物近两万件 部分造型纹饰前所未见

　　在30日举行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汇报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对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发掘情况作了汇报。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

　　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首次发现以来，开展了多次考古工作，发掘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保存情况、文化内涵、遗存面貌等基本清楚，新一轮的工作重点围绕聚落考古和社会考古展开。

　　1986年抢救性发掘了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为开展社会考古工作和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时隔34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重启发掘。本次考古发掘秉持“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除了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全面统筹负责之外，还有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参与其中，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工作。

　　三星堆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发掘自2020年3月启动以来，其发掘成果持续引起社会关注。此次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截至日前，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已出土编号文物近两万件，扭头跪坐人像、青铜顶尊人像、神树纹玉琮等器物前所未见，引发社会关注。

　　谈及三星堆考古取得的成果，雷雨说，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文化遗迹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的研究，弥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等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进一步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考古发掘运用了“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新理念，创新使用了现代化多功能保护平台、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实验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远程控制系统、不间断高清数字记录系统等，推动了田野考古方法和手段不断进步，对中国的田野考古意义重大。

　　稻城皮洛遗址 实证13万年前古人类已频繁登上青藏高原

　　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所所长、皮洛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郑喆轩也对皮洛遗址的发掘情况作了汇报。

　　2019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相关团队在川西高原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在甘孜州新发现40余处海拔3000米以上的旧石器地点。2020年5月，考古队在稻城县附近发现皮洛遗址。

　　皮洛遗址位于稻城县金珠镇七家平洛村，距县城约2公里，海拔约3750米，处于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整体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本次发掘揭露出多个古人类活动面，出土编号标本7000余件。连续的地层、丰富的遗物说明远古人类在此的活动频率和强度非常高。根据目前的测年研究，皮洛遗址第三层地层年代不晚于13万年前。这意味着，至少在13万年前，古人类就已频繁登上青藏高原。

　　根据地层关系、堆积特征和遗物发现情况，可初步将7个地层的发现分为三期，整体构成了一个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7个连续的文化层，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和小型两面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

　　并且，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同时，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在空间上的一个关键缺环，串联起东西方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戴竺芯实习生朱翼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