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4月11日电 题：作家梁晓声：一个时代的书记员

　　中新社记者 应妮

　　以115万字三卷本《人世间》于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的一年，梁晓声又推出一部全新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

　　斯时，这位作家已经71岁。新作关于女性命题的书写，再次击中时代的靶心。

　　“她”，令作家念念不忘

　　作为一个密切关注现实的作家，从最早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关心知青的命运；到现在，梁晓声最关心普通底层人民的命运。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一个1982年出生的女性，出生后被遗弃，但在随后的人生成长中的奋斗。

　　梁晓声表示写这样的人物已经想了很久，曾经他在一篇旧文中写过，“如果有上苍的话，给我的感觉是，它似乎有意识的、分批次地让某些贫困的家庭选送责任的种子，当这些子女们长大之后成为这个家庭的责任成员，他们能撑起那样一些贫困家庭的屋顶。”

　　他至今记得2000年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说她小姨就是这样的女孩，最早离开贫困农村到深圳打工，不但把几个姐姐家孩子的工作安排在了深圳，甚至村里张家、李家都会到深圳找她，感觉她的那个小房子非常像某村办事处。“那个小姨早晨起来找鞋子要上班的时候，像跳芭蕾舞一样，在孩子们之间跳来跳去，因为沙发上、床上、地上已经睡满了同村的男孩或者女孩，这个细节给我很深的印象。”

　　因为这个印象太深，梁晓声始终就觉得，这样一个小姨的形象应该摆放在他哪部作品中。“在《人世间》，我没有余地把她放进去。这是我的一个遗憾，所以这个初心一直在纠缠着我，完成了《人世间》之后，我觉得我要为这样的小姨单独立一个传，她不只是一个个体，她代表着那个年代许多这样肩负起家庭的，家族的，扶贫责任的一些孩子们的身影，所以也是使我非常感动的一些青年。”

　　“人”，要有为人的善良

　　梁晓声坦言，十多年来一直想写关于“80后”的青年，写他们在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后的人生，给所有的“80后”鼓鼓劲，尤其给那些在北上广拼搏的“80后”们，希望给他们带来一种动力。

　　在他的观察中，当“80后”大学毕业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在那个年代已经是‘愤青’了，对于那些出身强于别人、还拥有优渥资源的同代人，有一种忿忿不平。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生还是天之骄子，而现在的‘80后’不仅要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还有更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质差距，直面这些差距，还在继续努力工作，我挺佩服这些年轻人的。”

　　小说聚焦于“命运”这个主题，并提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和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个人文化给的叫“自修命”，梁晓声进而总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同书中的“我”，因为是女孩被父母遗弃，命运随之转变，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此后“我”在深圳找到爱情、收获友情、感悟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提出各种要求，“我”虽然愤怒无奈，却也总是不能袖手旁观……

　　一以贯之的是，他依然想通过此书来传达，作为人最重要的善良。

　　在书的结尾，他写了一句话，“我善良、我宽容，我坚韧，我成为我。”在梁晓声看来，如果一个人不善良，如果我们从小都没有对他(她)进行善良教育，他(她)以后绝对没有任何事业可谈。即使他(她)凭分数进了大学，以后的人生也是堪忧的。

　　作家，时代的书记员

　　在梁晓声一篇《普通人要怎么度过自己平凡的一生？》的访谈中，他提出“一个时期以内，我们的文化形态存在着我大不以为然的现象，一种对于金钱财富和地位的过分的、巨大泡沫般的追捧。而这实际上是对平凡普通人们存在价值的一种危害和杀伤。”

　　而他写《我和我的命》的冲动在于：要通过这本书确立普通者的作用和尊严，普通者可敬的那一面。

　　“文化给我们的一种好处就在于，可以适时提醒我们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思考退一步海阔天空。不但要经常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还要经常问自己，什么才是够？多少才是够？我觉得把这些都和自己对话清楚了之后，可能人生会相对变得压力减轻一些。”他在文中说。

　　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作家，梁晓声透露自己确实已经在有意识地退场了，也毫不掩饰自己已经写累了。他现在已经有很严重的颈椎病，或许还会写，但也已经有着抽身离去、不再写作的准备。

　　有评论家如是评价梁晓声——他是一个对现实高度关注的人，一个时刻把自己放在时代旋涡中的作家。正如梁晓声的自况，“作家不可避免成为一个时代的书记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