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曾言：当时加入民国政府是“一念之误”

　　封面话题

　　他一生没有上过正规学校，是一位完全靠自学成功的天才；他十九岁受聘中国新公学做英文教师，与宋耀如同事，学生中有胡适、朱经农；他二十一岁开始通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三年读毕；他二十五岁做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同时被蔡元培聘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一科科长；他三十五岁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他三十七岁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他四十三岁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首先推行“科学管理方法”，被誉为“中国科学管理之父”；他五十九岁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先后出任民国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他六十一岁因为“金圆券事件”引咎辞职，避走香港；他六十三岁来到台湾，曾任台湾故宫和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他六十七岁兼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培养出第一位中国本土博士，被誉为“中国博士之父”；他七十六岁辞去官职，来到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任董事长，重操出版旧业；他八十几岁还能一天写四千字文章，直到去世前二十天，还在为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写序……

　　热播剧《北平无战事》，一场国民党在崩溃前夕为力挽颓势而进行的一场币制改革，将一个历史人物王云五推到读者面前。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还做过哪些事？

　　本版特约出版人俞晓群先生撰写此文，为我们揭示历史中真实的王云五。

　　壹

　　“有脚的百科全书”

　　原是自学而成

　　王云五的一生太丰富，正如金耀基评价，王云五是一个完全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人，他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情。

　　他何以自学？推算起来，王家绵延十代，没有出过一个秀才。到王云五这一代，他们兄弟四人，王云五排行老四。其中老三早夭；老大十九岁参加童子试，高中秀才，不久却突然病逝。算命先生说，依王家风水，不宜出读书人，因此影响了王云五读书求学。后来王云五自学有成，本想出国留学，没想到在他二十岁时，二哥又病逝，家中男孩只剩他一个。目睹二老日渐衰老，他不忍离去，只有独守家园，选择自学之路。再者王云五从小体弱，最初连去学堂的力气都没有，后来也只有一百五十厘米身高。但他的头特别大，比如他八十二岁时，接受韩国建国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对方事先按照他身材尺寸做好衣服，没想到按照比例制作的帽子却小了，他根本戴不上。但是王云五天资极好，又极其努力，自学成长，将自己训练成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后来他也曾经叹息，早年读书单靠自己摸索，不得专业要领，没能成为某一学科专家。不过这样的知识结构，却使他成为一位无所不通的杂家，学知识没有专业壁垒，尤其擅长跨界学习做事，无师自通，被胡适称赞为“有脚的百科全书”。而这样的通才，最适合从事出版工作，也是后来王云五成为大出版家的基础。

　　贰

　　半天总统府

　　半天教育部

　　王云五何以成为孙中山秘书？说起来，这缘于王云五与孙中山的同乡关系。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孙中山来到上海，在旅沪香山同乡会欢迎宴会上，年仅二十四岁的王云五代表同乡会，向孙中山致欢迎词，落座后他又与孙中山坐在一起，经过短短交谈，孙中山当即邀请王云五去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究其原因，一是王云五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革命活动，他八岁时，一位表兄陆皓东追随孙中山闹革命，被清政府杀害，由此在心中埋下革命的种子。二是此时王云五在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师，才学显露，英文极好。发现这样的才子，孙中山自然不会放过。

　　第二年一月，王云五赴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职务，不久又收到教育总长蔡元培来信，邀请他去教育部工作，孙中山怕影响他的前途，亲自安排他半天在总统府工作，半天去教育部工作。同年九月，王云五还兼任民国大学英语教授。此时王云五还加入了国民党，但五年后国民党重新登记时，他宣布退党，此后一直保持无党派身份。他后来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副院长，一直未能出任正职，也与他无党派身份有关。

　　叁

　　王云五

　　与商务印书馆

　　他何以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本缘于胡适的推荐。一九二一年，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商务印书馆请他来上海做编译所所长。胡适不肯放弃自己的学术事业，因此推荐他的老师王云五自代。胡适在当时的日记中称赞王云五：“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两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只收了政府给他的百分之五的酬奖，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今年止三十四岁，每日他必要读平均一百页的外国书。”

　　一九三〇年，王云五又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直到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在此期间，王云五组织出版许多好书，如“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幼童文库”、“抗战小丛书”等，使商务印书馆出书数量曾经占到全国出书数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成为世界上三大出版社之一。当时《纽约时报》刊载文章，称赞王云五“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总其一生，做出版是王云五时间最长、最成功的职业，如他所说：“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肆

　　一念之误，投身民国政府

　　他何以离开商务印书馆，加入民国政府？王云五说主要原因是他从三十几岁投身出版，一直做到六十岁，希望换一种活法。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对他极其热情，也是他对于建立联合政府怀有希望。没想到他加入民国政府不久，国共两党谈判失败，中共驻南京代表撤离，周恩来在离开南京时，对着王云五说：“像云五先生的参加政府，我深信他现在的内心也感着不好过。”(引自《王云五全集》)王云五后来写道：“这句话，无论是善意的忠告，或是恶意的讽刺，总使我内心大为感动。”尤其是周恩来临走时，握着他的手说：“再见”，王云五说，那声音，许多年后“仿佛还在耳际”。所以直到晚年，王云五回忆起这段历史，还说当时他加入民国政府是“一念之误”。

　　但历史是不能重来的，正是那“一念之误”，使他失去了坚持独立人格的原则；也是那“一念之误”，使他在任财政部长期间，因为金圆券事件身处窘境，最终引咎辞职；还是那“一念之误”，使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陆续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位居第十五位。

　　后来来到台湾，随着岁月的流逝，王云五对往事的回忆日渐平淡，但有一件事，却让他终生遗憾，一直念叨到晚年。那就是因为那“一念之误”，使他最终不能告老还乡，倚仗林下。还有他在一九四九年仓惶离开大陆时，遗留在上海的八万多册私藏图书，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到台湾后，虽然他再次做了行政院副院长，但在他的内心中，那段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情结，那段读书写书藏书编书的挚爱，一直无法释怀。

　　直到一九六四年，王云五七十七岁时，他辞去官位，又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接续他的出版生涯，一直做到九十二岁，做到生命的尽头。在此期间，他又做了许多好书，如“万有文库荟要”、“人人文库”、《四库珍本》二集至九集等。尤其是他又开始收藏图书，最终达到十万册，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自费开办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外一篇

　　在台北遇到“王云五”

　　十月十六日，我去台北参加“两岸图书展览”。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三天日程安排，都围绕在“书”上：参加书展活动、约见一些台湾书商、走访几家特色书店……归来的途中，清理一下凌乱的思绪，我在想，如果有人问，这次台北之行，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我见到了王云五！”

　　但是，怎么可能呢？早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王云五先生九十二岁高龄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生也晚，我何以见到了“王云五”？这当然是臆想，也有缘由。

　　近两年来，我在写《出版家王云五》，一直在收集相关资料。此次台湾之行，我的头脑中，始终被“王云五”三个字占据着。两个月前，我因公务，在北京见到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王春申。会见时我突然觉得，他虽然个子很高，但他的微笑，他的脑形嘴形，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哦，是在王云五的老照片上！我一问，他果然是王云五的长孙，王云五大公子王学哲的儿子。前几年我在大陆重新出版王云五的“幼童文库”，还请王学哲写的序言。此次来台北，第一天王春申在台湾商务印书馆与我约谈，还希望与他父亲一起到佛光大学，那里存放着王云五留下的十万册图书。由于时间太紧张，未能成行。

　　第二天深夜，台湾出版家吴兴文带领我夜访书店——旧香居，小店主人为我们到来，开店到深夜十二点。一位二十几岁的小店员陪我们找书，他胖胖的身材，说起话来软软的声音，态度像台湾民风一样，温暖平和。听吴兴文介绍，说我在大陆编过“新世纪万有文库”，他立即说：“那你一定是俞先生了！”他说自己读大学时，立志要写一部《台湾出版史》，导师说他功力不够，他就一面做店员，一面读书。他读过我写的小书《前辈》，知道我敬佩王云五的出版理念。他推荐我买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他说大陆的版本内容不全。台湾商务印书馆在搬家，不久那些旧房子都将不存在了，没想到这样有学术有传统的一类出版社，竟然会如此衰落，未来台湾的学术还有前途吗？文化还有出路吗？他还推荐我去王云五纪念馆，那里有许多好东西。

　　我此次台湾之行时间极短，但是第四天我临去机场前，吴兴文还是带我找到王云五纪念馆。那是一座小楼，它对面有一处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书店，已经在搬家。纪念馆中没有参观者，我们叫开一扇铁门，走进厅堂，迎面有一座王云五的塑像，背墙上写着王云五的手迹：“为学勿萌老态，做人需具童心。”走入地下室，墙上、书架上、玻璃壁橱中与几排展柜中，陈列着许多难得一见的文物：照片、名人题字、徽章、证书……比如发行金圆券的文件和金圆券实物，蒋介石为他八十祝寿写的条幅“弘文益寿”，蒋经国为他九十祝寿写的“硕德大年”，他为胡适写的悼诗，整套的《东方杂志》合订本等，室内还摆放着王云五用过的办公桌椅、文房四宝、睡过的简易床……

　　此时，我的思绪真的有些迷离，总觉得王云五的形象就在我眼前不时出现。我想起上世纪末，董桥见到我编辑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他在文章中写道：“读这些文库、丛书，我常常会想起王云五在商务的业绩，觉得这样的读书人，实在体贴周到的可爱……照片里的王先生矮矮胖胖像个大冬瓜，有一次在台北重庆南路见到这样一位老先生走过，几个同学都说那是王云五，我起初半信半疑，后来也跟着大伙一起相信了，回宿舍夸说我们见到了王云五！”

　　此时，我竟然有了与董桥相同的感受。 俞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