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翻炒老作家成出版界手段 反映当代创作低迷

　　日前，有出版社宣布，即将出版发行张爱玲“最后一部未曾刊行的遗稿”。消息传出，在网上便引发了许多议论。实际上，关于“张爱玲最后一部作品”的说法十多年来屡屡出现，当年《同学少年都不贱》出版时，就被称为“张爱玲最后一部遗作”。随后，张爱玲的小说《郁金香》面世，打出的旗号也是“张爱玲的最后一部小说”。2009年，《小团圆》面世，旗号也依旧是“张爱玲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遗作”。因此，批评者感叹，“张爱玲最后一部”又来了。

　　与张爱玲作品经历类似的其实还有很多，鲁迅、胡适、梁启超等许多近代甚至古代的作家都是出版业反复炒作的对象，他们的著作被无数次粘贴拼凑之后，冠以新的名字，就变成了一本新书。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数十部乃至上百部名字不同内容重复的书籍在市场上出现。

　　翻炒老作家，似乎成了出版界一种程式化的手段，批评者认为，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出版业本身的虚弱以及当代创作的低迷。

　　中国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写作和阅读传统的国家，理应是出版的“富矿”，但却为何只能依靠翻炒老作家维系？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学者乔新生说：“从好的方面来说，一些过去被忽略，或者因为特殊时代的原因而被轻视的作家，重新被人们重视，也是一件好事。从不好的方面来说，当前出版业普遍存在的短视、混乱，乃至版权保护等方面的不足，都使得出版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出版业的焦虑

　　从不好的方面来说，其实也反映出当前出版业整体的焦虑。在版权意识逐渐完善的时代，出版业本身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可能更偏向于出版那些按照法律过了版权保护期的作品。

　　北京晨报：出版业翻炒老作家，屡屡引起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乔新生：从好的方面来说，当代文学评价体系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常说六大作家，鲁郭茅巴老曹，但这样的评价是基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而产生的。在今天，正在慢慢转变为以人为本的评价体系，抽离了宏大背景，转而去挖掘那些作品中隐藏的对人性的刻画和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过去就认为很好的作家，还是一些过去被忽视的作家，在今天重新发掘，重新认识，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北京晨报：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乔新生：从不好的方面来说，其实也反映出当前出版业整体的焦虑。在版权意识逐渐完善的时代，出版业本身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可能更偏向于出版那些按照法律过了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很明显，如果出版二月河、刘震云的书，可能很大一部分利润都要给作者，而出版老作家的作品，就没有这个问题。

　　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