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剧作者王炜：无法同意诗只用一种声音说话

　　王炜，诗人，1975年生。写有诗集《中亚的格列弗》（2012，广州“副本制作”），四幕诗剧《韩非与李斯》（2012），两幕诗剧《罗曼·冯·恩琴》（2012）等。著有诗学文论系列《近代作者》，对十数位西方近代文学作者进行一种再描述。2011年7月发起由文学写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影像工作者构成的综合创作小组“各种未来”（Multi-Future），在中国西北、贵州、东北等地进行一系列主题的实地工作，2014年1月策划展览“各种未来：工地大陆的观察员”，在OCAT当代艺术中心展出，并于展览过程中进行讲演、诗剧作品的分角色朗读表演活动。

　　在诗剧、文论或散文、组诗或短诗集、他所谓的“小长诗”和“小型史诗”的同步创作中，王炜展现出一个写作者的综合性和野心。与此相匹配，他旺盛的创造力、纯正的文学趣味、文体和美学上的自觉，以及实践的主动性都足够支撑他进入同时代的写作，并走得更远。

　　诗剧创作：文体僭越

　　王炜近作《韩非与李斯》、《罗曼·冯·恩琴》等诗剧所遭遇的普遍沉默，似乎可以理解为当代诗歌阅读习惯的一种不适，其中不乏对诗剧这一文体本身的疑虑——诗剧写作被看作是一个“发生过”的动作而显得不那么必要。但在王炜看来，于停止的地方对“发生的重新激活”(德里达语)恰恰才是当下诗剧写作的关键意义所在。

　　“我无法同意那些认为诗只应当用一种声音说话的人。”王炜的诗剧创作是他诗歌言谈的一次自然生长。在他更早的作品中就开始分布着大量的话语，《乌市别》、《过从》可被看作谈话的事后追述，《关于才能》和《续<关于才能>》是一次言谈的即时现场，《中亚的格列弗》是连番展开的深入对话。这些一贯的谈话进一步被扩大，被丰富，声音集聚进入一种复调的合奏，便自然发展成了诗剧文体。

　　然而，诗剧在他并不是被动的或者不自觉的，诗中很明显的政治哲学的光谱以及观念史的意味，可看作是他在文体选择上一次重要的自洽。《韩非与李斯》在两三人之间递换的小规模的雄辩，还留存着较多写作的顺势。这种雄辩被赋予陆续加进来的角色，并因对象的更替呈现出不同的强弱对比，以此来推动“能力的境遇”这一主题的延展。推动的力量部分来自于雄辩中的嘲讽，剧中韩非作为沉默者、失语者和囚禁者，仅有的寥寥数语也被处理成了遗忘，但在李斯的雄辩面前，韩非的寡言反而更从容。在韩非死去之后的第四幕，李斯延续了这种寡言，实现了对雄辩的节制。

　　这种受到节制的嘲讽之声，在《罗曼·冯·恩琴》中似乎进入了一次更大面积的喧哗。这种喧哗起始于一个变动空间中的模糊随意的时刻，并不断被放大。恩琴这位试图建立远东君主国的僭主，作为这片野生空间的一个既野蛮又盲目的整理者，正是在这种众声喧哗中走向他的失败。

　　由此不难看出，这几部诗剧在主题上是同步共振的。它们所遭遇的沉默或许并不仅是文体上的僭越，一定程度也是主题和趣味上的僭越。

　　“各种未来”：主题僭越

　　当下诗歌越来越多的闹剧色彩正应和着一种关于它的盲肠印象：敏感、脆弱、扮演伤害，但似乎不妨碍割除，因为它们正逐渐与现实全面失联。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呼吁一种当代人的现实关注，而非被简化的现实主义诉求。

　　阿甘本认为：“那些真正地属于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合时代要求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必须坚守他对自身时代的凝视。”“各种未来：工地大陆的观察员”创作项目由王炜、申舶良创立于2011年，它关注“人的能力在中国现实空间里的应用状态”，通过田野工作的方式，以不同的主题去触碰问题。这种实地观察消解了可能产生的距离美，似乎具有一种“非文学性”，但同时“中国空间内现有的‘潜能’与不安的‘米提斯’，已经构成临时的、叵测的戏剧，需要它的诗人。”

　　“各种未来”的实践观察与诗歌创作在王炜这里是同构和同步的，王炜的诗作《实践者》便是这种现实吁求最早也是最大面积的一次回应，“诗人”作为一个观察者出入于贵州、新疆等各地的矿场和工地，经历劳动的管理、对立、叵测和恐惧。在《韩非与李斯》中关于马的繁殖的诗节试图借助马匹物种人为制造的境遇去触碰生命政治的内容，这应和并延展了“各种未来”中的“马人”主题。诗中此类关于“治理”、“分类”等主题的讨论，密布着一种阴郁的现实激情，它们都像出自那个用大法官驳斥上帝的伊凡（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主人公——编者注）之口，带有一种世故但动人的嘲讽。诗人有关蒙、疆、藏、东北及旧满洲地区的阅读、游历和对话的结果，更是在《罗曼·冯·恩琴》里得到一次综合。

　　不同地区的旅行和工作，在王炜的诗作中插满了地理标识，并使诗成为行动，而非空想。同样充当一个大陆的巡视者，王炜虽向往惠特曼笔下那个理想的地球文明的世界，但他自己无法成为一个中国的惠特曼。正如屠格涅夫在《关于普希金的讲话》中所说：“自己被自己吸引而处于中心的、像静态的生活一样的肯定的诗人，被成为离心的、像变动中的生活一样的否定的诗人所取代。”在王炜诗作中形成的大陆轮廓，充斥着大量的噪音、嬉闹和回声。这意味着在主动从“我”的世界中离开之后，一种新的文学空间正在打开，同时，这也可被看作诗对于现实断裂的一次主动修复和拓展。

　　美学自觉：

　　另一份诗歌词汇表

　　“我建议一有主题，我们就明说/眼前应变的办法正是明说。”这是王炜在《韩非与李斯》诗剧中的一次方法概括。体现在他的诗艺上，是一种“立刻谈事情本身”的铭文风格：果敢明晰且质地坚硬，然而“在诗句发展的‘正午’，我们甚至也能觉察到它们的干燥。”

　　王炜曾在边疆生活和工作近7年，除了明朗的视力，他还在这种纷杂中锻炼出一种语言的决断力，这构成了他得以在诗剧体裁中存活的一种要素。诗剧中谈话的敏捷呈现出来的诗节动态构成诗剧的戏剧性，不惊异、不蛊惑，既合乎经验的自然概括，又是出于对事物和环境的敏锐探知。但我避免在此提到深刻，深刻往往把词语引向形而上学，而这正是王炜试图避开的陷阱之一。

　　在当下的诗歌迷信中，对词语的迷信是最常见的一种，借助词语的突出制造一种本能快感。这类诗歌构成的是同一片闪烁的湖面，但其中并没有事情发生。对读者而言，恰恰这样的词语之诗又具有一种令人跃跃欲试的蛊惑力，似乎每个人都可以组织几个疲倦的比喻来使它们愈发陈旧。诗这一形式，也因此更善于隐藏平庸。

　　由诗句的铭文风格，继而发展出王炜诗歌中惊人的美学自觉，这与他所关注事物的开放性和豁达性有关。相比王炜的铭文风格，当前充满自恋主体的诗歌风尚我认为是偏女性化的，即使表达愤怒也不过是变回一个无性别的孩子。他们借助汗水、泪珠、血液等黏糊的分泌物，在诗中扮演浓稠的情绪戏剧和幻想自传，而这正如卢梭所说：“在我们之间现行的性别混乱中，保持自己的性别几乎是一个奇迹。”

　　王炜美学风格上的男性化，并不在于刚硬的大男子主义，而是出于一种文学趣味上的纠正和均衡。在某种意义上，这关乎文学的健康。

　　综合作者：

　　成为同时代的人

　　王炜对自己的写作有大量的自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一系列关于文学的信，其中没有自传，也没有忏悔录，但不乏对自己作品的一些简要说明，多半关乎一个主题从发生、变形到成型的线索。它们可被看作优秀的创作谈，某种程度上也有自我辩护的意味。

　　《近代作者》系列文论的产生，可以理解为王炜试图主动建立“谱系”的冲动，这些散文是对十数个西方近代文学作者进行的一次重构，具有诗学和观念史的意味。同时，它们与三部诗剧的创作、“各种未来：工地大陆的观察员”的一系列实地采访、写作和展览活动，以及一些他所谓的“小长诗”（如《实践者》）写作同步，构成了他作为综合作者的一种雏形。

　　根据阿甘本对“当代人”的界定，“同时代的写作”可被引申为既不合时代的阅读习惯，也不去适应时代的阅读习惯。但相比这种在否定中的成型，王炜本人有一种正面的表述：兼具创造力与主动性。他信任创造力是用以对抗世俗的惟一力量，但解决远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必须主动在变动的现实状态中，去承接叵测的命运。而这或许也是《近代作者》系列文章正在产生的一种揭示。

　　胡子华，媒体人，现居北京。（胡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