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摄影家杜修贤离世 曾是周总理专职摄影师

　　2014年6月11日，88岁的红色摄影家杜修贤离世了。这位专职拍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新华社老记者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以见证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风雨历程。

　　他曾拍下两位领袖的遗容，他曾动情地说过“总理喜欢我”。因为历史的契机，他接近了权力的最高层，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也因为太过接近而遭遇猜忌和歪曲。一个“近”字，给了他荣耀，也给了他伤害。如今这一切烟消云散，他和他的照片都已汇入历史的洪流。

　　6月22日，杜修贤的长女杜新及爱人赵长春、小女杜冰及爱人杨东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共同回忆子女眼中的父亲。

　　最后的影像，杜家子女为父亲选择了一张身着红色唐装的照片，照片中的杜修贤，脸上有一抹转瞬即逝的笑容。不少人对大女儿杜新说：“真少见，从来没见过杜老笑。”

　　这是去年年底照全家福时，外孙为姥爷抓拍的。一辈子不苟言笑的杜修贤引起了外孙的不满：“姥爷，你笑一个！”他只“嘿”地乐了一下，又恢复了一贯的严肃表情。这一天，杜修贤也第一次试用了数码相机，随手一按，效果不错。女儿们为父亲算了算，从第一次举起照相机到最后一次，整整70年过去了。

　　1963年年底，周总理访问亚、非、欧14国，杜修贤作为唯一的随行摄影记者全程拍摄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1944年，18岁的杜修贤被调入延安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学习摄影，师从著名摄影家吴印咸。而真正开启他红色摄影之路的还是他被派往中南海摄影组的这一契机。从1960年开始，杜修贤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师，并跟随总理出访了亚、非、欧二十多个国家，记录下无数总理的外交风采。自1970年起，杜修贤又兼负责毛泽东主席的晚年摄影，直至两位伟人逝世。

　　一个黄土高坡上原本饭都吃不饱的穷娃子，走投无路投奔共产党，30多岁即踏进中南海成为领袖信赖的人，这不能不说是杜修贤的幸运。但历史的巨掌也不会随随便便托起一个人，杜修贤用他的技术、拼命和政治敏感不辱使命。

　　1963年年底，周总理访问亚、非、欧14国，杜修贤作为唯一的随行摄影记者全程拍摄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时的设备还比较落后，除了相机，杜修贤还要随身背一个沉重的闪光灯充电箱。拍摄完现场后马上赶回酒店冲胶卷，照片洗出来立即送审，送审通过了再用传真传回北京。

　　当时非洲通讯不发达，传真不能一下子传到北京，要通过几个中转站接力才行。等这一系列工作全忙完了已经是第二天凌晨，睡不了两三个小时，杜修贤又要全程跟拍第二天的政治活动，就这样循环往复。因为昼夜颠倒、劳累过度，杜修贤开始睡不着觉，只能找总理的医生要安眠药，吃上几片才能睡一会儿。

　　杜修贤用镜头捕捉了大量周总理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影像，女儿杜新至今都能从一堆照片里一眼认出哪些是父亲照的，周总理脸上那奕奕的神采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呈现得淋漓尽致。

　　在女儿们的记忆里，没有出访、接访任务、不去办公室时，父亲就坐在家里的电话机旁守着，叼着烟沉思，不说话

　　小时候，杜新和妹妹们几乎见不到父亲的踪影。早上起来上学他已经走了，晚上该睡觉了他还没回来。因为工作的特殊性，需要随叫随到，家里安了电话，而且是两部。在女儿们的记忆里，没有出访、接访任务、不去办公室时，父亲就坐在家里的电话机旁守着，叼着烟沉思，不说话。铃声一响，接了电话就走，一堆的包和行李随时放在房间的地上。

　　杜新上中学时的一天，父亲拿起自己的布鞋，那种老头口的、纳的鞋底子，翻过来突然对她说：“你看，这像米粒儿吗？”突如其来的小幽默吓了杜新一跳，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父亲几乎从未跟她们开过玩笑，说过家常。

　　话不多，谈不上“言传”，也就只剩下了“身教”。三个女儿从小跟着父亲在家里洗照片，“一般人都要用计时器来掌握曝光时间，我父亲靠数数，他说他的眼睛就是曝光表，全凭经验。”

　　多年后杜新随在新华社工作的丈夫派驻芬兰赫尔辛基，协助采访、拍照和洗照片，一切全靠他们自己，不能不说得益于父亲的影响，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父亲的辛苦与付出。

　　杜修贤的严格和不苟言笑，即使女儿长大成人也没有多少改变。女儿女婿拿来拍摄的照片请他过目，他发扑克牌一样一抽一放，偶尔抽出一张顿顿，说这个还可以。可能一摞里也就一张“还可以”。夫妻俩赶紧回家琢磨，“可以”的那张为什么可以，剩下的“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从来没见过总理发那么大的火，他把记者们叫过来一个个发问，轮到杜修贤总理说：“老杜，你照上没有？”

　　话不多，是性格，也是工作的特殊性造成的。每天在领袖的身边出入，对于国家的形势、领导人的状况，他拥有一般人无法获得的近焦。

　　1971年的“五一”庆典，林彪出现在天安门的城楼上，随后便离开了。4个月后，林彪政变不遂叛逃苏联，最终机毁人亡。那天发生了什么，至今有各种版本的回忆和描述。

　　杜新记得父亲亲口跟她说，总理得知林彪不在了就发火了，从来没见过总理发那么大的火。当时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还有就是新华社的杜修贤，他们都吓得躲在屏风后面。总理把记者们叫过来一个个发问，轮到杜修贤总理说：“老杜，你照上没有？”

　　出于职业习惯，活动开始之前杜修贤一般会先照上两张，心里有了底再去找更好的角度，抓更好的镜头，因此只有他拍到了林彪和毛主席的合影，而电视台的甚至连机器都没来得及开。

　　当天晚上的电视新闻里，杜新看见的就是父亲拍到的那张定格的合影，没有动态画面。这张照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林彪意欲当国家主席的野心已经显露，总理发火也是因为如果当天见不着这样的照片，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杜修贤用他的镜头，化解了一场危机。

　　跟随周总理16年，杜修贤对总理的感情非常深厚，总理也信赖这个瘦高个的“老杜”，拿他当自己的家人一般。

　　杜修贤一直珍藏着一张他与总理握手的合影，严格说来这是一张摆拍的照片。那是杜修贤刚进中南海不久，周总理在西花厅会见外宾。会见还没开始，先到一步的总理一进院子就与在场的记者们一一握手，杜修贤连忙在旁边举起相机拍照。

　　与其他记者握完手后，周总理走到杜修贤面前伸出手。当发现没人给他们拍照时，总理让杜修贤把相机交给别人，重新补拍了一张。因为严格的纪律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少能与总理单独合影，这张难能可贵的照片似乎也蕴含着总理对杜修贤的特殊青睐。

　　就在杜修贤坐上回京的火车不久，苏联的坦克突袭了铁列克提的巡逻队，而他因为这封加急电报幸免于难

　　然而“总理专职摄影师”的名号在疯狂的年代并非一件铠甲能保护杜修贤，一国主席刘少奇尚能被打倒，何况一名摄影记者？1966年7月，杜修贤随总理出访罗马尼亚回来，刚一下飞机，就被吉普车拉到新华社大院的批斗现场戴上了高帽子，被指控是安插在总理身边的大特务、大间谍，摄影箱子里藏着窃听器，要他写交代材料。耿直倔强的杜修贤拒不交代问题，随即被下放到车间当了一名定影工人，离开了西花厅。

　　1968年，杜修贤被派往新疆伊犁与苏联接壤的铁列克提地区担任摄影任务，名义上是“体验生活”，实为“流放”。当时中苏边境冲突不断，43岁的杜修贤和其他几个“问题”记者经常跟随巡逻队拍摄边境巡逻的照片。天高地远，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心情也舒畅了不少，杜修贤少有地给在部队当兵的大女儿寄去一张照片和一封信，照片中的他身着绿军装，背后是广阔的天空。

　　其实周总理并没有忘记这个“老杜”，多次询问有关人员杜修贤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寻找“解放”他的机会。1969年年底，周恩来决定访问朝鲜，出访名单出来，发现没有杜修贤，总理这才得知“老杜”仍在新疆，于是他指示秘书立即发加急电报，召杜修贤回中南海。

　　就在杜修贤坐上回京的火车不久，苏联的坦克突袭了铁列克提的巡逻队，巡逻队和随行的记者全部牺牲，而杜修贤因为这封加急电报幸免于难。此后他至死念念不忘，是周总理救了他一命。

　　他在家里为自己设置了一个灵牌，上面写着“杜修贤永垂不朽”，这灵牌一搁就搁了好多年

　　重返中南海担任中央新闻组组长的杜修贤，镜头越发沉稳老辣。1972年尼克松访华，刚迈下舷梯的尼克松快步向周恩来走去，三米之外已伸出手，就在将握未握之时，杜修贤抓拍下了这历史的一瞬间。“文革”后期，领袖们逐步步入暮年，杜修贤的镜头也清晰地记录下了周总理布满面颊的老年斑和毛主席日渐塌陷的身躯。

　　时代更迭，历史的车轮谁都无法阻挡。1976年1月8日，饱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溘然长逝。逝世消息还没公布时，杜冰清楚地记得，回到家中的父亲心情特别低沉。家里刚好来了个亲戚在看电视，他发了一通火，把电视机关掉了。家人们都莫名其妙，后来才得知是总理走了。

　　待遗体告别结束，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杜修贤回到西花厅，在邓颖超大姐面前大哭一场，释放他忍耐已久的悲痛。

　　粉碎“四人帮”以后，因为长期担任高层领导人的摄影师，杜修贤受到了长达4年的审查。“学大寨”时期，江青曾让他给每个代表都拍一张照片，他也当面拒绝过，说对不起，没胶卷了。换其他人谁敢？但他毕竟只是一名摄影记者，只能服从组织的调度，让拍什么就得拍什么。

　　1980年，杜修贤恢复原职后淡出红墙，担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直至1988年离休。

　　对自己遭遇到的怀疑与不公，杜修贤在家人面前并没有过多地谈论，但家里有一个他为自己设置的灵牌，上面写着“杜修贤永垂不朽”，在小女儿杜冰的记忆里，这灵牌一搁就搁了好多年。女儿们都知道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这也是父亲性格、为人的真实写照。

　　大女儿告诉父亲：你等等，等我回来帮你写自传，但杜修贤回答：我等不及了，我要给我自己平反

　　或许是该拍的已经拍够了，离休以后的杜修贤不再摸照相机，而是专心侍弄起郊区院子里的那一亩三分地。每天从天亮一直忙到天黑，房前屋后种满了豆角、茄子、西红柿、辣椒……

　　他喜欢看各种瓜和葫芦吊在半空，收获的圣女果拿给女儿们尝鲜，结的大南瓜挨个摆一地。院子里还养了鸟、鱼、狗和鸡，母鸡年年下蛋，一派悠然的田园生活气息。

　　早些年杜修贤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后来腿不太好了便几乎不再出门，也不希望有人打扰。

　　杜新去赫尔辛基之前，曾陆续有一些关于父亲的文章发表，她知道父亲有一些话想要说出来。她告诉父亲：你等等，等我回来帮你写自传，但杜修贤回答：我等不及了，我要给我自己平反。等杜新和丈夫回国休假，《红墙里的瞬间》、《红镜头》等一系列书已经出版。

　　杜新夫妇陆续在赫尔辛基待了20年，去年3月退休回到国内。在郊区养老的父亲已经不太爱跟他们说过去的事情了，他只是把自己的书一一签上名字，送给他们。

　　今年年初，看到父亲总是咳嗽，女儿们就联系了医院想带他查查。车都停在门口了，无奈老父亲死活不去。家人都知道他特别不喜欢上医院，不喜欢扎针，从来不体检。况且抽烟凶本来就容易咳嗽，也就随他去了。

　　可到了4月份，听他的咳嗽里有痰，毕竟88岁了，不能掉以轻心，女儿们就拿话哄他。之前杜修贤安了心脏起搏器，原本每年都该去医院检查的，可他抵触情绪很重就没查过，最终杜冰用“去查查起搏器，不然有电没电都不知道”劝动了父亲。

　　片子拍出来，马上就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因为岁数大了，不可能手术或放化疗，家人采用了抗癌的靶向药，一天一片。杜新说，效果其实很好，不到一个月再拍片子就控制住了，胸水也减少了。父亲最终去世是因为合并感染，还有就是本身太虚弱了，全身多器官衰竭。

　　自始至终，家人都没有跟杜修贤明说病情，但实际上他早有判断，他曾说：“我到时间了。”之后戴上了呼吸机，便未曾再开口。

　　拍了一辈子照片，特别是红墙内的摄影生涯，留给杜修贤的印记之一就是浓重的烟瘾，一根接一根地抽，直到卧病之前还是一天两三包。

　　年轻时候工作那么拼命，常常熬夜，全靠烟才顶下来。他很清楚自己的肺早晚有问题。

　　他只抽中南海，一根烟抽完，烟灰从头到尾不掉落，这也是端照相机留给他的另一个特殊印记。文/本报记者 颜菁 图片提供/杜新

　　杜修贤，1926年11月出生，陕西省米脂县人。1940年8月参加革命，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在延安中央出版发行部任勤务员，1942年12月到延安新华书店任通讯员、管理员。1944年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学习摄影，师从吴印咸。1945年10月分配到十八集团军野战军政治部任摄影员，1947年10月担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摄影队副队长。1954年调新华社北京分社任摄影组组长，1955年12月调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1960年1月任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组副组长。1966年任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1971年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组组长。197v2年担任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1975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1988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