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成都大轰炸"亲历者：用一辈子讨一个公道

　　《成都大轰炸》书中记载，成都大轰炸是日军针对成都平民的野蛮轰炸行为。二战期间，日军曾对中国城市进行多次轰炸，成都也难逃其列。自1938年11月8日，日机首次袭扰成都开始，至1944年12月止，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成都所受轰炸达31次，轰炸地点主要为少城公园、盐市口、春熙路、大慈寺一带，被炸街道达82条，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尤以1939年6月11日、1940年7月24日和1941年7月27日所受的三次轰炸最为惨烈。

　　律师分析

　　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徐斌律师分析，与慰安妇、华工问题不同，大轰炸事实确凿，无可辩驳。早在中日战争之前，国际法就明确规定，不能对普通平民进行无差别轰炸(注：出于非军事的需要，以敌对国的平民和非军事设施为目标进行的空袭)。类似轰炸，在1945年，美国陆军航空队也曾对日本东京发起过，并造成近10万人死亡。

　　徐斌介绍，战后，日本方面曾就“东京大轰炸”在日本国内对美国提起诉讼，最终，日本法院判决日本胜诉，其判决理由认为，美国所采用的空袭，正是无差别轰炸。不过，目前这一判决的实际赔偿还没有执行。鉴于此，徐斌分析，如果这次“重庆大轰炸”(在东京地方法院立案中，“重庆大轰炸”事实上也包括了成都大轰炸、乐山大轰炸、自贡大轰炸和松潘大轰炸。)日本法院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那么，同样是无差别轰炸，日本将无法解释此前东京大轰炸的判决结果。并且，无法向东京大轰炸的受害者作出交待，也无法向美国要求执行赔偿。

　　从1938年11月8日起，到1944年12月18日止，在长达6年零40天里，成都先后遭遇日本31次大轰炸，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1941年7月27日，日本对成都的轰炸达到抗战以来最严重。当天，日军出动108架轰炸机，分为四批，对成都盐市口、春熙路、少城公园一带进行惨烈轰炸，死伤人数达1200余人，历史上称为“7·27惨案”。那一天，家住在成都市八寺巷(现西华门街)，年仅11岁的成都女孩苏良秀，失去了包括祖母、母亲和两个弟弟在内的6位亲人，她本人及另外3位亲人身受重伤。

　　岁月流逝，73年，并没有让苏良秀忘却这段痛苦的经历。她和许多大轰炸受害者一样，选择了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做一件事：讨回一个公道。

　　2014年6月1日，在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刘世龙、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徐斌律师和女儿的陪同下，84岁的苏良秀从成都前往日本东京，并于6月4日站上东京地方法院，对73年前发生的“成都大轰炸”进行控诉。这也是自2004年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正式向日本提起索赔诉讼以来的第29次开庭，老人用惊人的毅力在法庭上讲述了整整70分钟，不看一眼讲稿完成了5000多字的证词。

　　完成“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后，心力交瘁的苏良秀老人目前已前往西昌安心休养，而她和其他20多位“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诉讼索赔团成员还在等待东京地方法院的宣判结果，“如果结果不理想，这场官司要子子孙孙打下去，不获全胜不收兵。”

　　历史的见证者

　　伤痛往事： 一家人6死4伤

　　苏良秀还记得，1941年7月27日快到中午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家人及亲戚赶紧躲在院子里一棵核桃树下。不幸的是，一颗炸弹正中核桃树，炸出一块六米见方的弹坑，躲在树下的10人，有的被土埋掉半截，有的手足炸断。事后确认，苏良秀的祖母苏黎氏、母亲苏贾氏、小姑妈苏绍群、表姑达凤英、大弟苏良兄、二弟苏良酬等6人当场炸死，苏良秀本人及另外3人身受重伤。

　　苏家这段遭遇，不仅被收入成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和成都市国防教育学会联合编著的《成都大轰炸》一书，同时也已作为证据向日本法庭递交。直到现在，84岁的苏良秀撩起裤腿，膝盖上一条六七厘米长的伤疤仍赫然在目，老人说，这时刻在提醒她，还有一段沾满血泪的公道没有讨还。

　　老人讲述悲惨遭遇

　　令旁听庭审的日本人落泪

　　老人讲述无法想象的痛苦

　　“轰炸后成都的天气，就像今天的日本这么热，我的腿在轰炸中受了严重的伤，只能一直躺在床上休息。医疗条件很差，我腿上用绷带缠着的伤口里都长出了十多条蛆，医生用镊子帮我一条一条夹掉，告诉我不要再让苍蝇接近伤口，我就只能用被子一直盖住受伤的腿，不管天气再热都不敢掀开。对当时只有11岁的我来说，那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煎熬……”

　　2002年8月28日，苏良秀在《晚霞报》上读到一则新闻：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走上索赔之路。她立即通过媒体，与重庆大轰炸民间诉讼团取得联系。

　　2007年7月，日本东京一濑律师事务所的元永修二和优理总和律师事务所的宣野一树专程来到成都，无偿援助大轰炸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诉讼索赔。苏良秀也由此成为成都大轰炸受害者第一个与日本律师签订委托书的对日民间索赔原告，据徐斌介绍，后来陆续有30多位成都受害者加入。

　　根据东京地方法院的安排，苏良秀出庭的日子为6月4日，以受害者身份进行陈述。考虑到老人年岁已高，家人大多不赞成她如此奔波，但苏良秀本人却非常坚持：“即使我看不到胜诉的那一天，这场诉讼也要‘子子孙孙打下去，不获全胜不收兵’。”

　　在苏良秀东京之行的身后，有一名特殊的志愿者一直在支持她，那就是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刘世龙。2005年12月，一濑敬一郎一行曾来到成都，协助成都受害者采集证据。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徐勇介绍，一濑敬一郎拜访了刘世龙。2006年春天，刘世龙正式介入成都大轰炸的证据搜集及鉴定，这一做就是整整8年。按照刘世龙的话说，“教研以外的时间精力，基本上都花在这(证据搜集鉴定)上面了。”这个过程中，最让刘世龙感怀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部分受害者已经离世，搜集证据显得更加迫切。

　　庭审中提到母亲放声痛哭

　　6月4日上午10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103号法庭举行了大轰炸索赔诉讼案的第29次开庭。包括苏良秀在内，一共3人接受了日本法庭的询问，苏良秀的询问被安排在下午1点15分，一共一个半小时。下午1点整，苏良秀在女儿马兰以及一濑敬一郎律师的陪同下，出现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口。由于腿脚不方便，苏良秀拄着拐杖，脚步蹒跚。这让在场的所有人为这位84岁老人的健康状况担忧。一路上，苏良秀很少开口说话，但目光坚毅。在走进大门前，苏良秀在女儿的陪同下对着在场的摄像机微微挥手致意，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微笑。

　　对于73年前日军的暴行给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所带来的身心伤害，日本的法庭又将以何种形式来询问呢？当苏良秀坐在原告席上后，法庭立刻进入了核心部分的询问。不过，在整个一个半小时的询问过程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原告律师问的，被告(日本政府)的代理律师没有提一个问题。

　　谈到遇害亲人时，苏良秀的情绪明显开始出现剧烈的起伏，时不时会有一些肢体变化。面对苏良秀的陈述，无论是法官还是日本政府的辩护律师，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

　　律师：“听说你也因此而落下了残疾？”

　　苏：“我的双手、双脚都被火烧伤了，现在都有很深的疤痕。另外，右边的臀骨受伤，左腿的膝盖也受到了伤害。”

　　律师：“你因此住了多久的院？”

　　苏：“半年。”

　　律师：“住院期间，听说你有很痛苦的经历？”

　　苏：“是的，让我永生难忘的有两件事。住院大概1个月之后，我发现受伤的部位开始生蛆了。另外一个就是给手和脚换纱布的经历。我当时只有11岁，却忍受了我这个年龄段不该忍受的痛苦。虽然已经过了70多年了，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当时的疼痛。”

　　律师：“你家人的遭遇给你造成了心理创伤吗？”

　　苏：“是的。我时常会梦到他们遇难时的场景。太可怕了。”

　　律师：“你的母亲在大轰炸中离世时，你还不到11岁，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感受？”

　　(这时，苏良秀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以至于法庭不得不暂时中断询问。)

　　等到情绪稍微平复之后，她哽咽着动情地说：“70多年过去了，我几乎每一天都在想念她。”看到母亲如此悲恸，坐在法庭下的马兰也小声啜泣。“几十年了，母亲在我们心中都是非常坚强的，今天她所说的这些，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律师：有望产生最后判决

　　事后，徐斌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一个小插曲。庭审当天东京的天气很热，陈述接近尾声时，她突然讲出了一件连女儿马兰都没听过的事，“我还记得，当时她一字一句地对法官和旁听者们说：‘轰炸后成都的天气，就像今天的日本这么热，我的腿在轰炸中受了严重的伤，只能一直躺在床上休息。医疗条件很差，我腿上用绷带缠着的伤口里都长出了十多条蛆，医生用镊子帮我一条一条夹掉，告诉我不要再让苍蝇接近伤口，我就只能用被子一直盖住受伤的腿，不管天气再热都不敢掀开。对当时只有11岁的我来说，那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煎熬……’”在苏良秀老人平静的叙述声中，在法庭上旁听的不少日本人都流下了眼泪。

　　“这个故事，在开庭之前我们进行的多次模拟法庭问答中都没有听她提起过，她是临时回忆起来的。”徐斌说，为了唤起人们对战争的痛恨，老人一次又一次地揭开回忆的心灵伤疤，忍受往事给她带来的煎熬，“除了由衷地钦佩和感动，我们都担心她身体受不了，晕倒在法庭上。还好，她撑住了。”

　　徐斌律师称，在法律程序上，中方证人和学者进行证据展示和陈述，意味着这一诉讼已进入最后阶段，有望产生最后判决。他分析，与慰安妇、华工问题不同，大轰炸事实确凿，无可辩驳。

　　档案揭露侵华日军家书：

　　看着尸体浮浮沉沉，心情真好

　　侵华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

　　“让他们围着池塘站立进行射杀，并把尸体投入池塘中，鲜血把池塘水染成鲜红色。在死人堆里游动的鲤鱼都翻了白肚，浮了上来。……

　　就像使用满洲的马一样使用中国人……如果有人不听话就痛打他们一顿。”

　　吉林省档案馆最新公布了一批侵华日军档案，记载了日军在中国各地烧杀淫掠暴行的罪证。据了解，吉林省档案馆此次公布的450件邮政检阅档案全部为日文书写，涉及信件4.5万封，记录了1937年到1945年期间日军在中国的情况。

　　据了解，邮政检阅档案是日本侵华时期为防止日本官兵及国民通过信件电报等泄露军事机密及日军罪行，对往来信件、电报、电话、出版物进行秘密检查，对其中反映日军暴行等内容作删除、扣押等处理，并摘要辑录形成月报或周报。

　　在吉林省档案馆最新公布的一批侵华日军档案中，记载了日军在中国各地烧杀淫掠暴行的罪证。其中，侵华日军永田部队村中荣在家书中写道：“看着尸体浮浮沉沉，随着河水飘走，心情真好。”

　　在这封1938年1月发出的信件中，还记录了村中荣两次实施杀人暴行的细节：“让他们围着池塘站立进行射杀，并把尸体投入池塘中，鲜血把池塘水染成鲜红色。在死人堆里游动的鲤鱼都翻了白肚，浮了上来。”

　　在1940年《通信检阅月报(十二月)》中，佳木斯关东军仓库安田久发出的信件中写道：“就像使用满洲的马一样使用中国人……如果有人不听话就痛打他们一顿。”

　　在吉林省档案馆此次公布的450件邮政检阅档案中，类似记录侵华日军烧杀劫掠的内容还有很多。

　　1940年《通信检阅月报(七月)》中记录有日军进入吉林市、绍兴市等地进行抢掠、民众不停避难等内容，残暴程度难以言状，民众“若要反抗直接烧杀”。

　　外国人遭受日本人残忍对待的记录也在档案中被发现。在1939年《通信检阅月报(六月)》中，在营口的英国人凯米发出的信件中记录了一名外国人被日本宪兵殴打并死亡的内容。这名外国人在毫无缘由的情况下被日本宪兵“狠狠揍了一顿”。死亡后，“他的肠子里还有被刺刀捅过的痕迹”。

　　日军曾在对苏战争中使用细菌战

　　根据吉林省档案馆最新公布的一批侵华日军遗留档案的研究成果，日军曾在1939年对苏联的诺门罕战争中使用细菌战。

　　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中央检阅部1939年《通信检阅月报(七月)》档案中，记录了该年6月石井部队作为特殊秘密部队到前线作战的史实。

　　信中原文写道：“丰仪在6月22日晚上突然接到命令，现在正在向最前线出动之中。因为我们石井部队是特殊秘密部队，因此请不要多言。”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立峰表示，档案中提到的石井部队就是日本侵华中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此信泄露了日军在诺门罕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战的情况。

　　此外，在另一份1940年的《通信检阅月报(六月)》档案中，记载了东村良男给东京市中村一规知的信件摘抄，其中提到日军在从事化学武器研究。原文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军事化学研究，成果一定也会纷纷而来”。据新华社

　　“成都大轰炸”幸存者回忆

　　五哥叫母亲伏在地上

　　他却被弹片击中腹腔

　　今年76岁的廖世华老人，是可怕的成都大轰炸的亲历者。“日本鬼子的大炮，轰炸了我们的家，强拉走了我们爸爸和妈妈，叫爸爸也不答应，叫妈妈也不闻，单单留下褴褛一人到处飘零，吃也不能够吃饱、穿也不能够穿……”至今她仍能够清楚地哼出这一首战时歌谣。

　　1941年7月27日，成都遭受最惨重的轰炸，虽然她年仅3岁，但记忆中的鲜血、残肢以及与此相伴的恐惧，失去家人的痛楚，伴随她一生。她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日，全家十多个人在支矶石街家中欢聚一堂。但到了上午11点左右，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全家人慌忙朝城外逃去，逃到离家2、3公里的三洞桥的南面时，因为四周都是农田，大家以为安全了。幼小的廖世华被姐姐和姐夫带着，跑到一间有10多人躲避的茅草棚中，但刚走进去就听到炸弹爆炸之声，她本能地哇哇大哭着向茅草棚外跑去，姐姐立即追上来，将她紧紧按住趴在地上。姐姐手臂受了伤，血一滴滴流下来，流满她全身，她却不敢动，警报解除后，周围避难的人们，将廖世华身上的血衣撕成条状缠在姐姐的伤口上，把两人送去了医院。后来她才知道，22岁的姐姐腹中三个月的胎儿就在那一次流产了。

　　而她的母亲和五哥当时在一个土丘旁，背靠大树避难。炸弹掉落在附近，12岁的五哥大声叫母亲伏在地上。他自己却慢了一步，被一弹片击中腹腔。虽然被送到了医院，但是第二天五哥还是去世了。

　　“有些细节是大人告诉我的，母亲还常给我看旧照片，”直到母亲1989年去世，母女俩还常谈起那噩梦般的一天。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王欢

　　日本战犯藤田茂供述罪行

　　命令士兵

　　虐杀俘虏试胆

　　中央档案馆4日公布了日本战犯藤田茂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藤田茂1954年8月笔供，他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38年8月到中国山西参加侵华战争，任陆军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3月任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在朝鲜咸兴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8年8月，在山西河津逮捕住民6名，“讯问这些被逮捕的人民时使用拷问、殴打等方法手段且杀害了”。

　　1938年11月，在山西运城东北40公里的三路李村，“搜索屠杀了多数三路李村住民”。

　　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刺杀比枪杀有效果’”。4月，在夏县，“我命令第1中队长……让部下的9名兵刺杀了俘虏9名”。8月15日，在山西泽州，“我让把8名俘虏交给第1中队，把9名交给第2中队作为教育材料刺杀了”。

　　1944年3月-1945年4月，任骑兵第4旅团长期间，“瓦斯弹：使用74发(绿弹)”。

　　1944年4月10日，“我在归德旅团司令部，召集各队长，命令”“使用瓦斯弹的权限给予联队长，在此作战期间，骑炮1门携带20发瓦斯弹，联队炮1门携带10发瓦斯弹”，“俘虏尽量在战场杀害，算入‘战果’”。

　　1944年5月2日，在河南许昌西南10公里的黄旗卫村，“刺杀俘虏4名”。

　　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洛阳，“击毙中国人民12名(1名是妇女)”。

　　1944年10月26日，在河南太康附近，“拷问杀害中国人民6名”。12月16日，在黄河北左岸归德北方地区，“拷问杀害中国人民11名”。

　　1945年3月27日，“在竹林桥北200米的邓县———老河口道上的约50户村庄，把合住民，连老人、妇女、小孩，……屠杀了这些住民”。同日，“在马屈山攻击使用了瓦斯弹”。

　　1945年5月9日，在山东沂水西北25公里的石桥“杀害很多中国人民”，“放火，全部烧毁石桥村”。同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攻击在豪山的八路军时，“使用了瓦斯弹、瓦斯筒”。“为了预防遭受八路军所埋设的地雷之害，则称谓领路，使十几名人民先行的事实是使令实地趟地雷了”。

　　1945年6月，“在济南的虐杀俘虏”，“把使用于阵地构筑的济南俘虏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虏，在6月15日以后使用于教育刺杀了”。

　　“停战后的处理。(1945年)8月17日召集各大队长命令如左：1.销毁各种文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尤其湮灭对共产党弹压的证据)，2.埋没特种弹(瓦斯弹、烧夷弹、发烟弹、曳火弹、及一部分信管)，3.销毁防毒面(具)……”。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