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安次子曝长辈心路 蒋介石恋妻之心犹如恋母
宋仲虎上午发表演讲 摄影 虞蓉
宋子文(中)与张学良关系十分密切
蒋介石(左上)、宋美龄(左下),倪桂珍(中间),孔祥熙夫妇(右边)
抗战时期宋氏三兄弟伉俪合影 本版资料照片由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教授提供
记者 张骞 报道
由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变迁”学术研讨会今天上午在复旦大学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史学家和档案专家齐聚复旦,向中国学术界展示海外档案馆收藏的一批涉及近代中国与事件的珍贵历史资料,为人们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增添新视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宋家三代七位后人也抵沪与会。
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先生作为亲历者,曾与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介石、孔祥熙等有过多次直接接触。今天上午他发表主题演讲,首次披露几位家族长辈鲜为人知的言行和心路历程。他还就他所发现的相关文献,就外界谣传“孔、宋在中国民族救亡关头转移巨额资产到美国”的指控进行辟谣。
[宋仲虎主题演讲]
档案披露“孔宋拥有巨额家产”说法如何开始
档案披露——
1950年3月3日 美国对华政策协会主席科尔伯格致函孔祥熙、宋子文说,杜鲁门政府国务院和财政部声称,他们已充分掌握了中国国民党官员向美国转移个人资产的细节,美国方面已向记者透露,宋、孔二位博士曾私自挪用了大量公款。“科尔伯格先生敦促我这两位长辈,应立即授权美国政府公布其个人资产信息。 ”
之后不久,宋子文致函科尔伯格,他已被那些不实指控激怒了,原本希望召开新闻发布会,但被两位美国朋友所劝阻,这两个朋友一个是公关人员、另一位是国际法律师(其他档案显示,宋的这位律师朋友就是杜勒斯,日后成为艾森豪威尔内阁的国务卿)。宋子文在信中说,这两位朋友说服了他自己,“如果公开一个谎言,只能促使散布更多的谎言。 ”
1950年5月5日 科尔伯格在给宋子文的信中指出,事态正在日益恶化,一个原本“友好”的专栏作家正在反复提及国务院对孔、宋的指控。这个《纽约新闻报》的专栏作家名叫康斯坦丁·布朗,他在文章中写道:“自己‘经国务院告知,孔先生和宋先生在美国登记的财产总计8.5亿美元’”。当其他记者前去财政部证实消息时,当局声称出于隐私法和相关法律职责,此信息禁止对外公布。科尔伯格先生再次敦促宋子文授权美国政府公开任何、所有的信息。
1950年5月10日 美国参议院《国会议事录》刊布了孔祥熙发来的公开信:“我完全同意由国务院财政部出面,公开我本人在美资产的实际数额。”宋子文在另一封单独发来的信中则表示:“我不反对由美国财政部或国务院公布本人在美的全部财产情况”。两封公开信还声称,在中国内战之后,他们所剩的资产寥寥无几。
1950年5月11日 宋子文在给杜勒斯的信中解释了他为什么致函美国政府:“我只是想清洗自己的名誉、摆脱无理的攻击,因为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我自然不愿卷入任何非议之中。 ”
1950年5月16日 美国对华政策协会质询国务院,要求就泄露给记者和专栏作家有关孔祥熙、宋子文个人财产和行为的谣言,提供事实依据。不用说,国务院的回应只是沉默是金。
宋仲虎:身处政府高位的人总是容易被怀疑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彻底透明公开;还有就是,你可能需要时不时就重复公开史料文献。
今天的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宋家三代七位后人与会,包括宋子安的儿子宋仲虎及夫人宋曹琍璇女士、宋子安的孙子宋元孝、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先生和曾外孙冯永健、宋子文的外孙杨烈竹及夫人杨孔圣心女士。
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先生作为亲历者,曾与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介石、孔祥熙等有过多次直接接触。上午,他发表了主题演讲,首次披露几位家族长辈鲜为人知的言行和心路历程。 “我们不希望过分强调任何个人或家族的作用。因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史建立在经历了残酷战争、灾荒的千百万民众的血泪与泪水之上的。 ”他在演讲开篇时说。
他表示,宋美龄女士去世后,诸如《纽约时报》、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和《时代》杂志等著名报刊上发表的讣告中却有一股险恶的潜流。其主旨在于声称:“她是一个好人,但她有一个不正当的家庭,在中国民族救亡的关头洗劫了这个国家。 ”“我曾经告诉很多亲戚,我决定给所有这些刊物写信,用所有我能找到的证据驳斥他们的指控。这时,我的表姐冯宋琼颐(宋子文的长女)告诉我,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宋子文去世后把他的档案存放在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她说在宋家六个兄弟姐妹都过世以前,由于个人隐私的原因,一半的档案都不对学界开放。她说我或许能在这些档案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
宋仲虎说,在67盒档案中,他通读了所有英文文件。夫人宋曹琍璇帮忙仔细阅读了其中的中文文件。有关孔、宋拥有巨额家产的谣言是如何开始及这一谣言背后是谁在指示等问题,宋子文档案对于帮助他摸清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是一座“富矿”。
在宋子文的档案中,另有一些有趣的文件,揭示了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如何擅于追踪、冻结以及没收中国公开在美海外资产,详情如下:
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哈利·德克斯特·怀特在1945年1月29日致孔祥熙博士的信中,称美国政府详细掌握了中国政府的资产情况以及在美中国人的私人财产情况。
有一封在战争结束时从美国政府发出、收件人是宋子文博士的信件,没有签名和日期,信中拒绝了中国政府要求解冻某些中国公民的财产的要求。这些中国公民曾被怀疑与日本人合作,并且在战争获得巨额的利益。
宋仲虎表示,他本人从这件事中认识到一些道理:身处政府高位的人总是容易被怀疑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彻底透明公开;还有就是,可能需要时不时就重复公开史料文献。尽管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就不再有谣言四散,但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有些学者又开始提及这些谣言,而当时主要当事人都已经过世,不可能再作出任何回应了。又过了25年以后,才有像他一样的人,有机会去阅读这些旧时的资料并把它们公之于众。
他表示,还在宋子文档案中发现一份资料非常能代表宋博士的态度和精神,那是一封战后写给他父亲的信。他写道:“前几天财政部长摩根索来找我,说他要离开政府并且想在中国开展商业业务。我无法帮助他,因为我已决定只要身在政府一天,就不会涉足新的商业业务。其实,即便是现有的业务我也不打算扩张,只要维持现状,所以我决定还是介绍他去中国银行集团。 ”
“如果说,纠正关于我的家族成员的错误历史不能令我满足,这是谎话。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这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事。我非常高兴,因为中国人能够了解到在那个忧患重重的历史时期中的国家领袖是热爱国家、诚实正直的人,而不是骗子或者盗贼——无论你对他们的政策或者决定赞同与否。 ”宋仲虎说。
[日本档案中的宋子文]
报章曾以“排日巨头”非难宋子文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交文书编纂部主任冨塚一彦这次为大会撰写了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宋氏家族相关史料之简介——以宋子文相关史料为主》一文。
他介绍,日中关系对于二战期间的日本外交而言,与战后时期同样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包括有关中国的欧美诸国与日本之关系,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日本,有关中国问题的史料非常庞大,其中涉及宋氏家族的相关史料数量之多,尤其引人注目。这不仅反映了孙中山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宋氏家族在二战结束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反映了他们与日本之间密切的关系。冨塚一彦重点分析了有关宋子文1930年时的公文,从而考察日本方面对宋子文的评价。
“据外务省记录称,日本的外务当局与宋子文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是济南事件之后的事情。尤其是在签订日中关税协定之交涉问题上,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与外交部长王正廷代表中国进行交涉,日本方面由重光葵公使负责了交涉。这一交涉迟迟不见进展,曾经有不能达成协议的危险,但是由于双方之妥协,日中关税定于1930年5月得以签订。
重光在致东京的电报报告中提出,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缓和态度有困难的中国政治情况下,交涉之所以达成妥协,宋家势力之尽力起了重要的作用,外交部的王正廷只不过起到联络的作用,因而认为国民政府之实权掌握于宋家之手,今后进行外交交涉与宋家势力联络非常重要。如此,作为重要的交涉对手,日本开始重视宋家势力,尤其是宋子文。”冨塚一彦说。
1933年5月,美中之间5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成立后,日本方面担心这部分资金会被用于抗日运动,对赴美进行交涉的宋子文表示警惕。对美交涉之后,宋子文赴欧洲建议成立财政咨询委员会,日本政府对这一计划之中排斥日本参加非常惶恐,命令当地的外交官对计划予以阻止。东京的外务省之内坚决主张阻止计划的人物是1933年5月就任外务次官的重光。
冨塚一彦认为,这是由于重光在任中国公使时代就对宋子文的政治才能给予高度评价,因而对宋子文非常警惕。另外,日本报章自5月的中国关税率改正以及美中棉麦借款以来,以“排日巨头”来评价宋子文,进行非难,或许这种日本舆论对重光的想法也产生了影响。
冨塚一彦认为,从对日关系的角度而言,日本对宋子文的评价对蒋介石等中国要职之影响,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后来,在中国币制改革等方面,宋子文也曾与日本接触,但是中日关税协定交涉时良好关系并无复返。
[蒋介石日记写与宋美龄的婚姻]
充满缱绻深情 恋妻之心犹如恋母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延续近半个世纪,许多人对这段婚姻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蒋介石是一个感情波动剧烈的人,在蒋介石日记中,他对个人感受多有披露。台湾国史馆主任秘书、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陈立文试图从蒋介石日记中了解他的婚姻状况。
他介绍,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以前,已经有过三位妻妾,但他在日记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他对原配妻子毛福梅,除了怜悯以外没有其他感情;对于姚冶诚、陈洁如则是爱恨交织。但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情感却似乎不太一样,从交往到成婚,从少年夫妻到白首老伴,这段半世纪的婚姻,在蒋介石日记中看来,不仅没有政治色彩,而且充满了缱绻深情;不仅没有褪色,而且愈来愈香醇深浓。
1926年7月1日,蒋日记中写着:“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 ”在台湾国史馆所典藏的 《蒋中正总统档案》《爱记》中,1927年3月21日,蒋自记:“今日思念美妹不已。 ”5月31日,蒋日记:“叛逆未灭,列强未平,何以家为? ”陈立文指出,这段时间,蒋的日记中多次出现这样的记载,显现他内心的自我冲突。从当时到现今,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婚姻,但从蒋介石日记中来看,也许蒋当时也像一个爱情的追求者一样在担心,会不会被宋美龄认为这只是一场政治婚姻的追求。
9月23日晚,蒋介石与宋美龄有一席长谈,蒋自记:“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 ”第二天,宋美龄即答允蒋介石的求婚。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在宋家的要求下接连举行两次婚礼,一次是在宋家举行的简单的教会婚礼,一次是在大华饭店举行的豪华、时尚的婚礼。在大华饭店,蒋介石看着身着盛装的宋美龄姗姗而出,忍不住感慨道:“从礼堂出来,见吾妻姗姗而来,如雾中仙子,美央美仑,如仙子之下凡也,腾云驾雾而来。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时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 ”12月2日,新婚的蒋介石记道:“今日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 ”
1930年9月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依恋之情出于天性,吾惟于爱妻,人见之也。 ”同年12月两人结婚3周年后,蒋亦自记:“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16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乃至20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 ”(1930年12月4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陷入危机,这使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蒋宋两人生活上也发生冲突,一言不合,“妻即不别而自赴上海,使余更加一层苦痛。”但是当9月29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冲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后,上海学生也不断赶赴南京增援,局势的变化让宋美龄感到不安,这次她没有等到蒋介石亲自到府来请,便及时赶回南京,陪伴在蒋介石身边,“妻回京,在此危难之中不避艰险来共生死,无任感激。 ”蒋介石觉得妻子不同于一般的旧式中国妇女,对她的胆识和气量充满了敬意。在往后的日子里,至少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宋美龄为小事 “自赴上海”的情况便不大出现,夫妻同心,可说是蒋、宋此后40年婚姻的写照:“近日身体虽劳而心神甚乐,夫妻同心,前途远大也。”(1936年2月14日)
家庭生活的幸福成为蒋介石工作上、政治上重要的能量:“下午往汤山休沐,夫妻和爱,是以增强一切效能。 ”(1936年2月15日);“下午批阅与妻看拍(排)球,夫妻和睦之快乐甚于仙子登天乎。 ”(1936年7月23日)。
陈立文介绍,蒋介石日记中有大量的篇幅写宋美龄。他笔下的宋美龄婀娜多姿,温柔动人,虽然她也有女人的执拗,但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对蒋介石不仅生活上温柔体贴,在政治、军事上也极力支持,从初见到新婚,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是多姿多彩的。
[解密档案中的宋庆龄]
对国共谈判前景充满乐观情绪
此次会议上,共有60多位学者以正式代表的身份与会,另有数十位学者列席,其规模超过历次复旦—胡佛合作举办的研讨会。多位享有国际声誉的重量级学者将与会发表最新成果和就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向会议提交了他所收集到的14份涉及宋庆龄的解密档案(1945年至1963年),主要包括宋庆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一些活动和情况,如建国前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交官的谈话备忘录,内容涉及宋庆龄对苏联使馆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如国共谈判的前景、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各界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以及美国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等。
这些档案的披露,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了解当时宋庆龄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例如,宋庆龄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持批评态度,对中苏同盟条约持欢迎态度,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对国共谈判的前景充满乐观情绪,认为国民党现行政策是压制民主,美国的目的是破坏国共和谈等等。总之,宋庆龄完全是站在中共的立场。
档案还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曾设想并告诉苏联,拟请宋庆龄做中国政府的主席。在《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务(1949年2月6日)》这份绝密档案中,在“关于政府领导人”这部分中提到“中央政府的结构类似苏联政府。领导人是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总理还没确定,但看来,毛泽东说,应该是周恩来。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留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政府。主席团主席由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来担任。毛泽东说,她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按他的意见,主席团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担任为好。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人民会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