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倡议设立京师大学堂 曾主乡试录取梁启超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这一个事件，一个学校，都与一个人物相关，他就是李端棻。

　　我省著名文化学者刘学洙言：“戊戌维新变法前后，从贵州大山走出了一个李端棻。他属于贵州，更属于全国，属于近代改革运动。”

　　大学士慧眼识俊才

　　李端棻，字芯园，清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生于贵州贵阳。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从此，30岁的李端棻踏上了仕途。

　　10年之后，同治十一年(1872)，李端棻出任云南学政，主管教育科举，这是他仕途生涯的一个重要时期。李端棻到云南上任后，开创了文教事业的新局面，其孙李良骐著文道：“正当云南政局混乱，文教事业每况愈下，他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历练，让李端棻练就了一双伯乐的慧眼，非常善于选拔人才，从1889年起，他先后出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在做主考官期间，还有一段佳话，李端棻发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后来成为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

　　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这次乡试虽然仍沿袭科举旧制，但考题已有了变化，隐含“经世致用”之意，即欲求国家富强，必兴工理财，颇有策论的性质。当时的李端棻，正欲通过他主持的乡试，对科举试行变革，注入新的内容。阅卷时，他看到一位名叫梁启超的考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

　　贵州大学历史学教授钟家鼎，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李端棻做过专题研究。他说：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关系兼师生、亲戚、同志，牢不可破。

　　李端棻不仅发现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还推荐了康有为和谭嗣同。据《清史稿·李端棻传》载：“二十四年，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钟家鼎教授说：“在百日维新的变法实践中，李端棻认识到康有为长于谋划而不屑于事务，谭嗣同勇于任事而不避斧钺，因而综合两人之长进行荐举，对光绪皇帝组建维新派的组织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教育倡议办北大

　　李端棻的为政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无疑是他的《请推广学校折》。

　　贵州师范学院教授、教育史专家谭佛佑说：李端棻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并设计了新教育体系的办学方案。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向清廷上《请推广学校折》。奏折首先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以及培育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建议：“自京师以及各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分别对府、州、县学，省学和京师大学堂的招生对象、招生办法、课程设置等提出具体建议，其核心是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以八股取士的弊病，开设外语、算学、天文、农、工、商等方面的课程，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经世致用人才。除开办学堂外，他还建议国家设藏书楼(即图书馆)，创仪器院，开设译书局，选派学生到外国留学。

　　钟家鼎教授在“李端棻与《请推广学校折》”一文中写道：“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不久即将《请推广学校折》予以刊登，使各项内容在社会上广为传布，成为全国各地官绅兴办新式学堂和各类文化事业的护身符，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如1896年，江西蚕桑学堂、陕西游艺学堂的创立；1897年，湖南算学馆、贵州经世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1898年京师大学堂乃至各省的大学堂、中小学堂的纷纷建立，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崭新篇章。”

　　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被取消，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下来，即现在的北京大学。

　　推新政主导变法

　　钟家鼎教授说，在过去对戊戌变法的研究中，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对参与变法的官僚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交代。《清史稿·戊戌变法传论》写道：“戊戌变法，德宗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遽起，激成政变。”此说高度概括了李端棻为代表的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

　　刘学洙先生在他的研究文章里写道：“比起维新运动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李端棻似乎并不唱主角。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作为朝廷重臣身居中枢要冲，能在相当程度上认同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从体制内勇敢地向旧体制挑战，像李端棻这样的人，在戊戌维新中恐怕属于凤毛麟角。梁启超称李端棻是‘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这个评价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百日维新中，李端棻于1898年7月24日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这个折子非常重要，证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支持者，而是领导者。钟家鼎教授说。该折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御门誓群臣；二、开懋勤殿选通人入值，议定新法；三、改定六部则例；四、派朝士归办学校。该折以开懋勤殿为核心，以维新派进宫掌握变法的领导权为目的。和开制度局相比，开懋勤殿这一陈请为清王朝祖制有之，显示出其温和性和可操作性。开懋勤殿变法方案提出后，得到维新派的大多数支持，特别得到光绪皇帝的高度重视并决定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擢拔李端棻为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权力很大，是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的大臣，清代为从一品。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外交、教育、文化部长。接着，光绪皇帝决定开懋勤殿，拟定李端棻为首席顾问官，领导康有为等维新派以议制度。

　　戊戌变法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的内容：一为教育改革，一为政治改革。而李端棻所上的两个折子就是围绕这些内容的纲领性文件。钟家鼎教授评价说：作为朝廷大臣，李端棻能够直接就国家大事与光绪皇帝对话。作为梁启超的老师和姻兄，李端棻能够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密切合作。李端棻成为打通光绪皇帝、维新官僚、康梁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人物，是被后世忽略了的一位戊戌变法领袖人物。

　　回乡办教育不遗余力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李端棻被撤职查办，发配新疆。在外流放的三年，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历尽坎坷，终于于1901年，被赦回原籍贵阳，那时他已69岁。

　　回到贵阳的李端棻并不因年老多病而丧失原先的激情与斗志，他继续在家乡创办学校，传播教育改革的思想，启迪民智。

　　贵州巡抚邓华熙于1902年奏请开办贵州大学堂，并下令各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李端棻作为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自然是众望所归。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李裕曾等在籍官绅发起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又联合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文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次年这个学堂改为通省公立中学堂。1908年该校又迁入河神庙新址，这就是现在贵阳一中的前身。

　　在担任贵州经世学堂山长(校长)时，讲述《卢梭论》、《培根论》命题，阐发民权思想，开通黔中风气。此外，他还在王家巷家中召集学生讲学，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如孟德斯鸠的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1906年，贵州学务处设立。同年夏，贵州学务处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当政聘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李端棻等人为议绅。继而，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据民国《贵州通志》统计：1902—1910年间，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683所。其中，小学655所，中学6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10所，实业学堂3所；高等学堂6所。此外，还有军事学堂共3所。近代贵州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

　　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与世长辞，享年75岁，葬于贵阳永乐乡。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撰写祭文和墓志铭，高度评价了李端棻的一生。